近春园始建于清康熙时代，原名熙春园，作为一家皇家园林，它的豪华和神秘令世人神往。后来康熙将园赐与其四子咸丰皇帝，被割成东西两园，西园保留原名，东园则叫近春园。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清朝宫室被洗劫一空，近春园也遭破坏。但凡盛夏，仍可见红莲依依、荷叶田田，园景秀色不败蔚为壮观。1911年春，清华学堂重拾兴教振国之道，在废墟上创办清华大学，两年后，近春园并入校园，统称清华园。1927年夏，朱自清作《荷塘月色》让近春园名扬天下。近春园园志上写着：“水木清华，为一时之繁囿胜地。”  

在远离教学区和宿舍区的近春园东南角，是一个不足500平米的小池塘，一座莲桥与近春园的大片园子相连，其幽静和偏僻和校园外的同志据风格相符。间或有三二学生借着晚上浓浓的夜色沿着这个小池塘边徘徊，作为同性恋者光顾的地方，其与校园外的同志据点风格一致，除在这里行走的人或心事重重或秋波流转，池塘旁边也附带一间公厕。 

近春园成为当代同志据点的历史已无从查考，但它是目前所知唯一一个在中国大学校府内自发形成的同性恋者聚散之地。 

天地间平行的两行足印 

舒忆城和刘谰2000年冬天认识时分别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大二学生和硕士研究生。那栋离近春园五分钟车程的26号宿舍楼记录了这对同性恋者绚丽的大学时光，和其他同性恋者一样，他们害怕别人知道自己的性指向而惹来麻烦。中国的同性恋者对这种麻烦大多怀有恐惧之心，因为它可能意味着一个人身败名裂甚至被置之于死地。所以，在认识之前，住在同一栋宿舍楼舒刘迎面走过，并不知道对方是自己的同类。但是这种情况被互联网改变。 

“那时宿舍刚刚可以上网，我兴奋得不得了，常常下了晚自习我就钻到同志网站的聊天室。”显然，这种兴奋足以燃烧一个20岁的年青人的渴望——舒在互联网上申请的免费信箱的名字就用了“i i”这两个字母，取意为“爱”的谐音。“我明白我是一个同性恋者，但是我希望找到我的爱情，和其他同学们一样。”聊天室对这个发育单薄的年轻人来说仅仅是一个供他消遣的娱乐之地，在这个将他与周围同学隔开的虚拟世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他的爱好和心声，包括平时被隐藏起来的同性之爱。 

“有一个人过来和我搭话，我们相互问了对方在哪里。他很诚实地回答我的任何问题。”当在同一个聊天室里寻找伙伴的刘出现在舒的电脑屏幕上，他们谁也不会料到这个夜晚将带给二人更长远的影响。“我们留下各自的QQ号，或许下次见面还能打个招呼呢。”得知对方和自己同住一个宿舍楼的这对同性恋者相信网络之缘带来的奇迹。 

接下来的一周，两人谁也没有主动提出见面，互联网增添了他们保护自己隐私的功能和权利。直到一次刘半开玩笑地邀请舒共进晚餐，这种矜持才被打破。“当时学校东门外有一个‘胖子家常菜馆’，我们第一次见到网上ID真实的面容。”刘的幽默和成熟给舒留下好印象，但是他并没有马上接受刘提出做他男友的要求，他还需要“考察一下对方是否合适自己。” 

实际上，在认识刘之前，舒跟一个西安的男学生曾发生过感情纠葛。他们的来往大部分通过互联网代以传情，相处三个月后，舒的这份初恋无果而终。“分手的原因在于我和他之间没有感情基础，因为我们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没有共同的学习和生活的机会。”舒将自己的感情经历发表在一家同性恋网站上。 

可以这样理解，正是舒的情感阅历使他对同性之爱保持了现在的谨慎，包括面对刘，他一开始时并没有显示出与他这个年龄相称的冲动。但是舒的经历成了他享受爱情的一笔财富，刘在后来写给舒的被他自己称为“平生第一封情书”的邮件中说，“听着他过去的经历，（我）心中有的是一种淡淡的无奈和忧愁，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是爱？是嫉妒？抑或是别的什么？”两个背景相似的同性恋者在这个问题上多了一些相互的理解和怜惜，这使他们的距离缩短。 

当舒的男女同学相互约会的时候，舒在清华大学附近茶馆里与刘享受着那里飘洒的薄香馨乐。此外，他们还共同参加同性恋网友的聚会。频繁而真实的接触帮助二人了解除性指向以外的其它情况，比如志趣、性格等等这些和异性恋情侣一样不可或缺的取舍因素。 

不仅如此，两人在专业上的帮助与互补也使他们除了拥有一般网友之谊以外，更多了学业上的支持。既使再晚，只要舒遇到学习上的难题，刘也会马上赶过去帮他解决。这使得舒的学习成绩受到各方赞扬，来自校方的评语无疑是准备出国的同龄人梦寐以求的。 

更多的外来因素也在影响着二人的关系。由于舒刘都是北京人，周末他们将回到各自父母的家。双方试图更深入的进入对方生活。“他父母都是高知份子，待人礼貌而不失威仪。”舒承认，尽管彼此在对方父母面前均以“师兄弟”身份相称，但双方父母对彼此的接纳也是稳定他们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相较于刘父母的大度，舒父母对自己儿子的“同学”则热情有加。“他们从未拒绝我把他带回家。对他嘘寒问暖。”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的舒父母丝毫没在意儿子与这位男同学之间的亲密关系。 

“放寒假的时候，我又把他带回在郊区的家了。当时雪下得很大，我们旁若无人地牵手走在大街上，那一刻，心里温暖而幸福。我真想对这个世界喊出我爱人的名字。”二年后的舒仍清晰地记得他们的第一次牵手。洁白的雪地上留下二双平行向前的足印，谁也不能否认，它的方向引领着两个年青人走进神秘的爱情殿堂。 

爱情的平淡与张力 

2001年的春节对舒刘二人来说是个好兆头，尝到爱情甜头的这对同性恋者在考虑如何为爱筑一个巢。在男女同学之间流行的爱情方式给了他们启发。寒假开学二周时，二人决定搬离宿舍共同在校外租房同居。但现实的问题是，舒每月从父母那儿拿到五百元生活费，刘也只能依靠自己在实验室努力工作领取每月六百元的“助研费”，二人加起来的这些钱显然对支付每月四五百元的房租无疑是一件颇费心思的事。 

“那时水木清华专门为找兼职的在校生辟了个BBS（论坛），正好有一家公司在这里找人开发一个网上书店项目，项目要求苛刻，而且时间也很紧。我们对编程都不够精通，当时就是凭着必须找到活干的动力去接。”由于舒对编程懂的不多，所以，这个项目大部分工作只能靠刘一个人完成，为了赶任务，刘常常在实验室加班到深夜。那家公司也对这个项目提出很严格的要求，付款方式也是验收一期发放一期的钱款。一个月后，刘在公司要求的时间内完成了项目开发，并达到项目要求的各项指标。三千元劳务费成了这对同性情人开始新生活的第一笔收入。 

“就在清华北门外的一个村里，我们租了一间平房。小屋里只够放一张床，再放不下其他的什么，而且灯光昏暗。更糟的是，这此准备给外地来京考研学生的房子里面卫生条件极差，连厕所都没有。”尽管容身的地方在这两个城市青年看来如此简陋，但他们仍感满足。每天下晚自习后，舒就会直奔这间暖意融融的小屋，等待他的爱人回来。 

当然，这一切都在众人不知的时候悄然进行。为了瞒住班上或宿舍里同学的猜测，舒公开的说法是为了考GRE图清静才搬离集体宿舍的。但他那些青春蓬勃的男同学们根本不信这一套，他们坚持认为舒秘不示人的小屋一定藏着漂亮MM（女孩子的网上昵称），这更加剧了他们前往小屋一探究竟的好奇心。“我越阻拦，他们越要来看。最终还是发现了我和他的秘密花园。”自此，舒刘二人的同居生活在小范围内成了公开的秘密，但这些异性恋者和两位同性恋者之间的交往并没因此生出尴尬和对彼此的鄙薄。实际上，在清华这个中国最知名的大学里，知道舒是同性恋的人还不止这些，最早知道他身份的其他系的一位女生对此反应平平，甚至在学生的聚会中祝福这位与自己性指向迥异的同性恋者。“我的朋友们并没有因为我和他们的不同而疏离或非难我。”舒今天的校园生活，有可能令他的人生态度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比如尊重差异、包容异已。 

尽管舒刘在学校里没有因为同性恋而遭受坎坷，但他们还是不希望张扬这份爱情。更多时候，他们只是默默地享受这份平淡而恬静的情感生活，并为将来更久远的未来积累经验。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他们在繁重的学习工作之余，继续寻找可能的挣钱机会。2001年上半年一个学期，刘又先后给不同的客户开发程序，歉得的钱让他们可以在那个炎热的夏天去大连海域游泳。“海风起时，我们拥抱在一起，那是一种不可推折的力量。它还将支撑着我们在惊涛骇浪中走下去。”外力在考验和升华舒刘对爱情的执著，他们不肯错过生命里最珍贵的风景。 

大洋彼岸的理想之域 

然而，生活不会一帆风顺，因为同性恋，舒刘二人感到困惑。一个周末，刘答应带舒回家，但临去之前，刘突然告诉舒他母亲下楼崴了脚，急需他陪她上医院，不能带舒同去了。在舒眼里，作为一个同学去探望刘母也在情理之中，但刘母仍以“事小，不方便”为由拒绝舒的探视。“那件事给我的振动很大。如果我是他儿子的女朋友，也许就不会受到这等待遇了。”舒郁郁地说。对于这个同性恋者来说，成为刘名正言顺的爱人在今天看来仍是一个奢侈的愿望。 

更多的细节在此时显露出它的神秘魅力。“一天晚上，我感冒很厉害，他半夜跑到学校药店去买药，但那儿没有，他又跑到二公里外的五道口去买。我觉得他为我付出了真心。”来自生活中这些点滴感动和爱意使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为此，二人规划着他们共同的人生远景。 

在如何规避一些可能来自现实的舛绊，诸如传统婚姻的压力，二人不约二同将目光投向海外。“在国内，像异性恋者一样正大光明地享受我们的爱情，永远生活在一起似乎不太可能，但是在美国，它不是个问题。”和大多数中国同性恋者一样，来自传统社会的偏见也是舒刘面临的尴尬。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远离父母和自已的国家。出国留学被认为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按照刘既定的计划，他在2001年下半年开始向美国多所学校递交申请OFFER（全额奖学金）的资料。与此同时，经过刘的动议，舒也决定放弃被免试保送清华本校研究生的机会，积极准备去同一个国家留学。按照舒的成绩，他被保送清华研究生是没有问题的，这也是他父母的最大心愿。获得中国最著名的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证书，意味着他们儿子的前途无限远大。对于儿子的放弃，他们不可能理解更多，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这或将成为他们不知的秘密。 

但是不得不承认，放弃保送清华研究生名额对舒来说不吝为更大的风险。“申请OFFER，意味着我自动失去保研资格，但谁也不能保证申请一定成功，如果不成功，再考清华研究生也非易事，那么出国对于参加工作的我来说将成为一个难圆的梦，这种后果对我们的爱情是一个致命的灾难。”预料后果如此，更迫使舒全力投入这场爱情的马拉松之中。每天晚上下自习至熄灯的二个小时时间里，鲜有人看到舒同其他学生一样玩属于他这个年龄的游戏，多数时候，他一个人静静地背GRE单词和张罗出国读研的申请资料。在舒递交申请OFFER 的十二所学校名单中，十所与刘在同一个城市。“我们相信最终会走到一起的。”舒肯定地说。拥有清华大学这样的教育背景使他们比中国其他同性恋者更容易踏上自己的梦想之旅。 

2002年的秋天，刘拿到美国东部一所工科大学的OFFER，启程前往该国攻读博士学位。半年之后，大四马上就要毕业的舒在静静地等待他所申请的美国学校的答复。舒刘当年租住的小屋如今已被城市改造的推土机碾平，但不能否认，那些有关爱情的回忆将伴随着这对同性恋者的出国之路走得更远。 

 
权益篇： 
《中国学生同志调查》专题报道之五：他们不应逃避责任
【中同新闻网】本网记者楚天北京报道：萧红大概没料到她用英文写的关于中国同性恋的学期论文引起学校以外读者的注意。在接受中同新闻网采访时，这位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女学生显得兴奋和惊讶。 

“以前对同性恋的印象完全从港台影片或文学作品中来，很怪异的、总是被主角嘲弄的可笑的一个角色。”萧承认这种被银幕扭曲的形象误导了她，至少在一年前，她无法将同性恋与她的生活联系起来。 

但是这种情况被意外改变。“2000年暑假回家，我们同学聚会，我高中时的一个女同学带来一个男孩子。她说他是同性恋。这怎么可能，他跟电影里的（同性恋）一点也不像呀？我们觉得她是在开玩笑。”萧不肯相信的这个“玩笑”直到半年后被证实是事实。 

“当年秋天，那个男孩子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作为老乡，我们之间的来往自然亲密得多。他主动跟我讲他在高中时暗恋男同学的事情，而且，他现在跟另一个男生之间的爱情也跟我讲。我这才确定原来他们都不是在和我开玩笑，是我自己固执地不肯接受这个事实而已。”当萧面对一个同性恋者时，她明显地露出惊慌，她为知晓一个朋友的秘密感到不安，她甚至希望这个秘密不应该出现在她的生活之中。在这个伦理教化深刻的国家，萧跟大多数人一样对同性恋保持着距离和成见。 

但是一些距离随着接触的增多而减小。“我感受到他们的爱情和我们异性恋几乎没有区别，那种纯真和执著让我感动。我觉得他在这个世界很孤独，我是他忠诚的也是唯一的听者。对他了解越多，我越觉得他是一个真诚的人。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现在的萧，甚至能准确地使用她从这个老乡那儿学来的同性恋者之间的特定辞汇去表达她的感受，比如用“CC”（女性化）来形容她所见到的袅袅娜娜的男同学。 

“如果你注意观察，你会发现在我们周围其实有很多同性恋。”一些普通女生不太注意的细节被萧记录下来。萧还知道两个男学生同志像异性恋情侣一样在校外租房住。 

改变一种无知正是来源于距离的超越，萧并没为自己的发现感到欣喜，相反，她看到了她这个年龄的女孩子不易觉察的沉重。“同性恋者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但是还有那么多像原来的我一样对他们不理解的人。同性恋越来越公开地走进我们的视野，这是一个正在浮出水面的社会现象。作为一种科学态度，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正视它，接纳它。”萧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清楚自已能为此做些什么。 

到2002年元月，北京一本公开发行的杂志推出《同性恋专刊》，这让萧产生冲动，她决定写一篇有关同性恋的论文完成这个学期老题布置给她的作业。 

但是正如预料中的一样，萧的同学为她的做法感到奇怪，在他们接受的教育中，同性恋从未被这么公开地讨论过，它显然不能与光明、高尚相提并论。“我很理解他们的这种心态，我也曾经有过这种想法，但这正是我要写这篇论文的意义所在，我要让更多人认识同性恋。”萧坚持自己的观点。 

在萧所在的大学里，她很难找到论文所需的资料，她通过互联网搜索她可能感兴趣的站点。在这个过程中，萧得不到更多的帮助，包括她的正在北京广播学院读大二的那个同性恋老乡。与从中国学生和老师那儿得到的冷遇相反，萧的论文受到外藉老师的热切关注。这位老师帮萧纠正对同性恋行为方式描述上的“不专业”措辞，比如，萧在她的论文初稿中用“Queer”指同性恋，老师说这个词只能在同志圈内部使用，外界用这个词就显得不够尊重。在老师的指导下，萧将这个词换成了“专业的”Homesexal。 

从查阅大量西方近现代有关同性恋的文献和科学研究，这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孩知道了比她同学多得多的东西。在她的学期论文里，她使用了很多新名词，诸如“第三性”、“现代同性恋”、“现代异性恋”等等。此外，萧还亲自约访同性恋者进行面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只要存在真正的感情，无论是男性之间或女性之间的爱情，无论其形式、内容或热烈程度如何，与异性恋者之间的感情并无二致。”萧将这个结果写在她的论文里。 

萧从引用的科研资料中得知，同性恋与基因有关，这个理论使得这个初涉同性恋领域的女孩更感吃惊，她开始怀疑一直以来她所接受的伦理道德教育。“同性恋既非不道德，也非疾患，他们拥有不逊于男女之爱的真情。他们是普通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性指向。他们只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萧呼吁社会应该宽容和尊重与已不同的人。 

在这篇三易其稿的论文中，萧指出同性恋者目前所处的社会境遇和他们面临的问题。“同性伴侣间很难维持长久稳定的关系，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同性恋者没有像异性恋一样的外部条件来保护他们的关系，反过来，他们要不断忍受持续的内心冲突和社会偏见的痛苦，结果，这种关系不过是分手前的聚首而已。”萧认为来自社会的压力是当前同性恋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萧的论文被这位外藉老师评为“5-”（优良）。“他把同性恋看得平常，不像我们国内大惊小怪的。”这是萧对这个西方人的评价。 

“通过系统地做这个题目，我本人对同性恋的看法有了质的转变。我认为同性恋是正常的。”萧认为这是她写这篇论文最大的收获。“在中国，对同性恋极端反感和极端支持的同样少，大多数都由于无知而（对同性恋）感到迷惑和偏见。这个大多数是完全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和知识去教育的。”尽管箫的论文在专业人士看来还有些单薄，但它的影响却不可低估，现在看来首先影响的是萧的那些同学，他们从萧的论文里得到比教课书更真实和丰富的资料。他们在改变对一些人的看法，包括同性恋者和写同性恋论文的萧，尽管他们矜持地给予萧好评。 

影响随着互联网传播得更广，萧的论文被转帖到中文的同性恋网站。但是，与其论文水平不相称的是，这篇用英语写的论文在这里无人问津。“我觉得同性恋者反而没有非同性恋者更大胆地做这些事，他们怕见光，可是这样隐藏得越深，他们越难有走进阳光的机会。”萧不愿意对这些“萎糜、浮躁”的同性恋网站做过多评说。 

她的担心得到她老乡的证实。“她不是同性恋，她能理直气壮把同性恋地摆在台面上讲，她是异性恋，她只是在完成做业，她这样做甚至会得到一些人的赞扬，比如她的同性恋读者们。而我们就不可以这样。我们可以见义勇为流血牺牲，却不敢站在人前说 ‘我是同性恋’，我们害怕因为这几个字失去做人的尊严和一切。”这位20岁的同性恋者说。 

“他们的前途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不应该逃避责任。”萧忧虑地说。 

 
（附：一个北外女生的学期论文：同性恋的中国问题）
【中同新闻网】人们常常通过分析政治、思想、经济甚至阶级来试图理解他们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然而，在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内，出现了关于性别的分析。性别分析包括了人们如何在社会中理解“男人”和“女人”，从而观察这样的理解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以及性行为和性的问题。在1980年，西方中古史学家John Bosewell在他的《基督教、社会宽容和同性恋》一书中开始了关于同性恋的正规研究。自此，同性恋研究开始成为全面理解过去和现今社会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今天，对任何人来说，“同性恋”一词必定听起来不再陌生。人们认为，同性恋行为存在于大多数社会中。现在，随着同性恋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我们开始仔细研究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在16世纪以前的时代，同性恋，至少对于男性而言，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模式建立在年龄差异的性主导基础上，另一种模式建立在性别差异的性主导基础上。年龄差异的性主导指，较为年长的男性，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总是年老的人，在与年轻男性的性关系中，通常处于传统上的“男性”角色，但他却不会被视为与社会中的其他“男性”有任何不同。第二种模式指，在许多社会中，一些“生理上”为男性的人一生中都以“非男性”角色生活，这些人也可以成为那些并不丧失任何身份地位的“男性”的性伙伴。这种分布广泛的现象最著名的例子即北美印第安人中的男同性恋者。 

在1700年，在西欧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女气的男性开始在主要城市中出现。这些男性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在伦敦，他们被称为“娘娘腔”。他们可以与“男性”以及他们的同类发生性行为。但这种情况在不同社会中并不常见。许多历史学家将这类人称为“第三性”。 

在19世纪晚近时期，出现了“现代同性恋”和“现代异性恋”的概念。早期，区别这种“同性恋”和“异性恋”的方式是判断两者是否有明显对立，而并非通过性别角色或性行为角色来区分，而是以“性倾向”为依据。在过去，男性通常可以按“男性角色”与他们称之为漂亮姑娘的男性进行性行为，但却并未觉得他们是同性恋。但在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自认为“酷儿”的人，同时，越来越多的大众群体开始认为自己是“异性恋”。异性恋者认为同性恋行为是违背自然的，而在“酷儿”中，他们开始选择理想中的性伙伴。“酷儿”不再像以前那样更喜欢“男性化”的男人，他们更乐意其他的“酷儿”成为自己的性伙伴。 

在中国，同性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周朝。最经典的故事是关于弥子瑕、潘章和龙阳君的传说。据说，弥子瑕曾经搏得魏王的欢心。当他违背法律理应处死时，魏王却赦免了他，甚至还吃掉弥子瑕给他的另一半苹果。这种情形在当时是难以想像的。虽然他们都是男性，但却深深相爱。潘章以俊秀的外表和仪态而闻名，那个时代的人们非常喜欢他。楚国的汪仲侠慕名而来索求他的真迹，此后希望与他一起学习。他们一见钟情并像夫妻般相濡以沫，同床共枕。他们同时过世并被埋葬在一起。龙阳君被国王认为是世上最美的男子，国王甚至宣布天下，“任何胆敢提及其他人为美男的人将被全家处死”。龙阳君的故事非常有名，所以中国人仍然使用“龙阳之好”来代指同性恋。在中国历史上，同性恋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现代中国，由于受19世纪以来西方思潮的巨大影响，同性恋难登大雅之堂。同性恋被描述成变态或罪恶的事物。 

由于同性恋现象已经日益普遍和明显，人们逐渐思考思考同性恋行为的起源。除去生理因素，还有关于同性恋的科学解释。根据最近的科学研究，同性恋可能具有遗传因素。科学家发现同性恋者不喜欢异性是基因作用的结果。他们相信，人体内的某些基因在他们出生时发生了突变，有时这些变异的基因可以使男性具有女性的特征，反之亦然。因此，在体内具有这些基因的人们最有可能是同性恋者。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关于同性恋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及文化的研究，但人们几乎很少研究同性恋的感情生活。事实上，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主要来说，同性恋的感情生活包括三种模式：第一，纯粹的性接触；第二，纯粹的感情交流；第三，性和感情的双向交流。 

根据调查，在同性恋者中，虽然有许多人与他们的性伙伴只发生性关系，但也有很多人与性伙伴进行性和感情的双向交流。调查的结果显示，只要存在真正的感情，无论是男性之间或女性之间的爱情，无论其形式、内容或热烈程度如何，与异性恋者之间的感情并无二致。 

在同性恋者的生活中，还存在着猎人和被猎者。他们之中，有爱火雄雄，也有人黯然心碎。一名同性恋者如此描述他的恋爱史：“那年我与他相爱，爱得神魂颠倒。有三个月的时间，我们每周在一起三四天。我们彼此相爱。他有女朋友，但他在她面前不过是个演员。我们发誓会厮守一生。但是，几个月后，事情变得不对头了。我怀疑他有了别人。我跟踪他发现他与另外一个男孩子在一起。我大发脾气，与他吵了一架。此后我给他写信，‘我希望你能原谅我那天发火的事。我很抱歉，但那时我真得不能自已。我从未到这种事情会在我们之间发生。我从心底深深地爱着你。当我看到你和他睡在一起时，我的心都碎了。我想你，更需要你。这种爱来自我心灵深处。我担心有一天别人会把你从我身边偷走。那天你走以后，我的头开始剧痛，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我的感受。我哭了。我只想让你知道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你是我的爱人，我会永远爱你，永远等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对爱的执着和认真态度，就忠实和热烈程度而言，并不比异性恋间的相差许多。 

即使同性恋者之间的感情与异性恋者之间的感情在许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差别。第一，同性恋者之间具有感情关系的比率非常小，至少在那些已经在社会中找到自己位置的同性恋者中比率很小。从一名同性恋者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比率的渺小：“你呆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圈子’里时间越久，经历越多，认识就越深刻，就更渴望真诚和彼此拥有。世界之大，美丽无处不在。但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要求得并不多。我非常清楚，这种追求不但对同性恋者来说很难，即使对异性恋者而言也非易事。也许，正因为难能，所以可贵。” 

第二，同性伴侣间很难维护长久稳定。虽然也有例外，但总得来说是真实的。在一次调查中，被调查对象里的固定同性伴侣最多维系三到五年的关系。有的关系仅两到三个月。大多数的关系持续了二至三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同性恋者没有外部条件来维系他们的关系。反过来说，他们要不断忍受持续的内心冲突和社会反对及偏见的痛苦。结果，这种关系不过是几次分手前的聚首而已。” 

第三，在同性恋者中，妒忌程度相对较低。关于彼此唯一的思想并不是很全面地得到维护。一名同性恋者通常有两名或更多的朋友。如果这也发生在异性恋者身上，由于妒忌的原因，这种情况是绝不能容忍的，也是不道德的。但是，在同性恋者的感情生活里，同时处于几种恋爱关系当中是非常普遍的，妒忌的力量非常脆弱，通常没有意义。只要他们自己不受到伤害，许多同性恋者并不介意他们的伴侣与他人来往。 

第四，由于同性恋者不能组成家庭并拥有后代，同性恋的动因更侧重于纯粹的享乐。换句话说，同性恋者间的相互吸引来自于一人的先天特征，比如面容，体形，气质，年龄和性格，而很少来自于社会属性比如身份、职业和家庭背景。尽管同性恋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同性恋者却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问题。最主要的，有可能是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来自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自身的社会偏见。在每个社会中，同性恋受到大多数人的歧视。异性恋者，以及某些同性恋者，通常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正常人将同性恋视为病态，那些自认为是“患者”的同性恋者经常到医生处求助。有的人宁愿被洗脑。道德是另一个针对同性恋者的非难。人们认为同性恋是罪恶的，因为它与传统道德原则相矛盾。有些同性恋者具有很强的道德观，他们在发现自己的性倾向后，感到强烈的恶心。一个已婚的同性恋者，从未与妻子发生过关系，有次非常痛心地说：“性无能是最难以启齿的羞耻，但我除了让她相信这一点之外，别无他法。我不敢告诉她真正的原因，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同性恋是种不能容忍的罪恶。在这两种痛苦的选择之间，我宁愿她认为我是阳痿。”同性恋者要承担这种来自社会偏见的巨大压力。他们有负罪感，迷茫， 恐惧并自责。有的甚至自杀。这些问题使同性恋生的生活充满困苦艰辛。  

同性恋者面临的第二大问题是他们在HIV和AIDS面前不堪一击。虽然我们知道，目前AIDS主要在男女之间传染，但HIV和AIDS在同性恋者间也迅速流行。在中国，虽然被感染人群数量较少，但这个问题特别值得重视。中国的同性恋者数量与欧洲国家或美国的相差无己。但是，社会的保守，最主要的是由于国家不愿意承认同性恋的普遍存在的事实，阻碍了公众对同性恋者之间HIV传播的认识。少数同性恋者懂得HIV主要由于肛交行为及多性伴传播，因此导致许多同性恋者不能保护自己HIV和AIDS感染。中国同性恋整体受HIV和AIDS的感染情况难以估计。 

尽管在历史中，关于同性恋的争论似乎被完全了忽视了。但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现代社会，随着对感情和欲望等问题的日益关注，人们开始重新反思同性恋现象。关于同性恋的书本比以前越来越多，在一些大学中，也创建了同性恋学生特殊组织。这样的环境有助于同性恋者更好地了解自己，并重获勇气和自信，走出恐同症的阴影。由此，出现了历史的转折点。 

在笔者看来，同性恋者不应当被忽视或隔离，因为基因基础是不能改变的，也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我甚至与一个同性恋学生面谈过。当问及他关于同性恋的看法时，他所说的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一种自然现象，是正常合理的，不像有些人想得那样肮脏。同性恋者除了他们的性倾向外，和异性恋者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同性恋者之间的感情像异性恋者一样真挚长久。就像人的左手和右手一样。普通人用右手，而我们用左手。不能说用右手就正确，而用左手就是错的。这是我们选择的自由。在我们当中，有句很流行的话叫做，我们的爱用得是左手。”我认为，他说服了我。是的，为什么不呢？同性恋者既非不道德，也非疾患。他们从不做有害于社会和人们生活的事情，或者对社会及人们的生活产生不良影响。他们只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他们也拥有不逊于男女之间的真爱。他们是普通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性倾向。他们同样具有自尊心，这丝毫不比我们的差，更不能被任意破坏。在不提倡的情况下，同性恋应当作为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被接受，而不是被非难或歧视。我希望同性恋者会前景明亮。与我面谈过的那名同性恋者告诉我，虽然现在他的父母可能不会接受他的行为，但他会坚持走自己的路。他希望会有这么一天，人们可以摆脱传统观念的枷锁，不再用奇怪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他甚至开玩笑说，当他和自己的爱人举行结婚仪式时，我能成为他们的主婚人。我给了他最美好的祝福，同时我也坚信这一天终究会到来：那时，同性恋者们不必再对家庭、亲友和朋友隐瞒自己的性倾向；他们可以在所有公共场所和活动中被承认；暗地里的同性恋聚会再也不会存在；同性伴侣在街上亲吻拉手也成为正常现象；他们也可以在教堂中举行结婚仪式。这种希望，或者说梦想现在可能超乎现实，但却不会永远地不可实现。迟早有一天，这必定会变成现实。同性恋正常化的趋势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任何个人意志都不可阻挡的。（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