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西街

本小说纯属虚构

妈妈是什么时候想到要自杀的？当她独自一人在夜光下决定生死问题的时候，她的过去和未来对她都意味着什么？这个世界？世界里她的养子？她高大温柔的“奸夫”？那个像木头房屋一样苍老的外婆…。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东西：…那条街，街道里的脚步声，街灯下玩耍不归的孩子…。这一切，妈妈怎么都舍得不要…？

妈妈是在凌晨时分离开家的，一个人，从那条零乱昏黑的街道上走过。在她到达那条葬身之河之前，她要走过那片宽阔的田野…。她是独自一人去的，在万人安睡的时候，这生命中最后的一次旅程，她是一个人走过的…。她从田野里的水塘边走过，从夜间放水人的身边走过，从布满月光的河滩上走过，然后，走进了那条无声无息的大河……。

我像这样想妈妈已经一年又一年了。窗外，雨潇潇，又是一个梅雨季节，这种季节的雨很小，轻轻地洒在屋瓦上，几乎听不到声音，不像三四月的春雨，那时的雨总是伴随着天空滚动的雷声，人们都说那是惊雷，一阵雷声后，山中的地上就会四处冒出塔尖样的竹笋，而采笋人只要上前一拨就行了。那时的山上也长蘑菇，漫山遍野的，就像雨后盛开的花朵儿。过去，妈妈从来都不让舅舅采那些东西。因为有的蘑菇是有毒的，而我们一家人都不懂得辨认。

深山里的梅子长得怎么样了？等雨停了，太阳出来时，就该满树红了。这种树要到很荒僻的地方才有，在茅草丛的深处，舅舅说过，梅子成熟的时候，只要爬到树上抱着树杆摇一摇，梅子就会纷纷落地，像下雨一样，运气好的时候，一棵树就能摇上一大篮子。妈妈怀孕的时候，整天吵着要吃酸的，舅舅就去采了一篮子回来。妈妈吃了两天，再也吃不动了，说牙都变软了，剩下的那些，后来外婆就把它们放在院子里晒干，到妈妈死后都还有。那一次，我也想跟着舅舅去，是妈妈把我拖回来的，她说路途很远，等以后长大了，能自己爬山越岭了再让我去。妈妈去世以后，舅舅就再也没有去过，他总是对我说：采那东西干吗？没有人喜欢吃，而且也危险，那些青竹蛇最喜欢躲在杨梅树上。所以，我也就一直没有去。

妈妈是在我9岁的那年才怀孕的。起初，一家人都欢天喜地，尤其是外婆，那是她长久以来唯一的心愿。记得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外婆，还有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妇人，总是不断地找来各种各样的草药，各种各样长在田间或者深山里的植物，熬给妈妈喝，那时候，我们家那黑色的厨房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草药香。

妈妈喝那种黑色的汤药已经有好几年了，但一直都没有用，她的肚子还是那么平坦，还是那么“不争气”。渐渐地，大家都放弃了，再也不去为她四处求告，寻方觅药，就连外婆也不再唠唠叨叨地说起这件事。而妈妈她自己倒没有什么，她看上去还是像过去那样爽朗，走起路来一阵风。

养父没有因此而责怪妈妈，没有，在我的印象里，没有听到他为此而喝斥过妈妈，或者像其他的男人那样因老婆不会生育而打她们。在家里，养父总是沉默着的，他的脸永远阴沉，永远没有笑，哪怕遇到开心的事，也见不到他的笑容，他的一生总像是笼罩在一层无法拨开的阴云之下。

妈妈怀孕后不久，有些话便在街道上传了出来，再不久，事情就都败露了，人们把妈妈和那个在矿山开卡车的司机堵在了学校后山的防空洞里，他们被抓住了，再也没有逃脱掉…。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我的弟弟或者妹妹，妈妈在当晚就把他（她）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妈妈去世以后，养父也因为逼死了她而被判刑，我们家就只剩下年老的外婆，舅舅和我。当时，舅舅还不满18岁，在生产队里，他还拿不到壮年人的工分，年底分红分粮的时候，我们家总是分得很少。作为缺少劳动力的农民家庭，我们一家三代有好长一段时间过着贫困的日子。队里分的粮食不够吃，过年过节的时候也买不起鸡鸭鱼肉。平时，我们只喝稀饭，一日三餐都是那种水汪汪的稀饭，外婆有时也会在稀饭里放上一些地瓜丝或者地瓜叶，她说：这样更耐饿些。夏天的时候会好点，夏天有很多瓜果，尤其是南瓜，房前房后，只要洒下种子，它到处都能生长，都能结出硕大的果实。那种金黄色的带着甜味的东西一直是我喜欢吃的。外婆高兴的时候，也会忍痛在锅里放点油把它们烙成饼，那种时候，我就有一两天的欢快日子，外婆也会站在门前，见了熟人就说：来，来家里坐坐，吃块南瓜饼再去。

贫穷使我们一家人四处奔命，为了吃，为了穿，舅舅哪里都去，田里，山上，他一放了工，就去，到田里去抓泥鳅，或者是可以吃的青蛙，他也到深山里去，一个人，去猎捕山上的动物，只要是能吃的他都带回来，野鸡，麻雀，山麂，野兔，甚至是毒蛇。

那是一个道德沦丧的年代。在我们的小县城，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的血腥事件，没有太多的政治迫害，也没有“打砸抢”，然而我们穷，贫穷使我们时常遭受饥饿，使我们倍感动物般的廉耻和卑贱，贫穷也使我们一家人都成了窃贼，我们偷，偷田里可以吃的东西，偷生产队的粮食，也偷附近那些工厂的钢材，卖给货郎当，留着换来的硬币，到过年的时候，拿来换布票买布做新衣，或者是等开学的时候，用报纸一排排地包好，拿到学校去交学费。那时候，连年老的外婆也学会了偷，从她带孩子的那个干部家里偷：偷肉，偷菜，偷馒头，只要是能吃的她都偷回家来。

我那时还一直在上着学。当初，妈妈说过：“弟弟”长得这么弱，将来干不了农活，还是让他读书吧。她一个人偷偷到百货商店买了一个绿色的书包，带我到学校里报了名。负责报名的老师微笑着坐在课桌后面，她长得很像妈妈，然而说话却轻声轻气的，她慢慢地数着妈妈带来的一大堆硬币，数完了，她抬起头，脸上绽出宽厚的笑容，对妈妈说：你放心，他一定能读好，小孩子都是这样的，不爱说话。

回家的路上，妈妈拉着我的手在街上走着，她时不时停下来，整整我的衣服，理一理我的头发。她对我说：现在“弟弟”是读书人了，再也不能去玩得满身是泥了，老师同学见了会笑你的。一路上，妈妈显得很高兴，心情也很好，像了却了一桩心事，见了熟人就高声说：饭吃了吗？也不去我家坐坐？我带“弟弟”到学校报名去了。

那两天，外婆见了妈妈总要唠叨两句，她说：小孩子上学，还不是闹着玩的，自己缝一个就好了，非得去买？不糟蹋完那点钱你心里就不安宁？妈妈听了，就斜靠在门边，一只脚踏在门坎上，笑着对她说：你老人家就怕我把你那点棺材本花掉，你放心，等你的外孙读出头了，当了官，他会体体面面地将你送“上山”的，他不像个没有良心的孩子。外婆听了，就颠着小脚，手里举着个锅刷，追打着她，嘴里念叨着：这发癫婆，这不要皮不要脸的发癫婆，吃这么大了，还没有一点正经！

我年老的外婆，她一直都认为我会放弃，就像舅舅当初那样。她常常说：人老老实实地种地干活，平平安安的反倒好，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够惹麻烦的。后来，妈妈去世了，家里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舅舅却坚持让我读下去，他对外婆说：不让他读书，像我这样做农民，一辈子哪有出头的日子？

那个长得像妈妈的老师一年后就离开了。我不知道她去了哪儿，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只记得她姓钟，我们那时都叫她钟老师。

钟老师有一张厚厚的嘴唇，笑起来很灿烂，每当她从走廊尽头布满树叶的台阶上款款地往下走的时候，孩子们就像一群吵闹的鸟雀，突然安静了下来，过一会儿，又都跑过去围着她，对她叫：钟老师，钟老师。有些小女孩拉着她的手说：钟老师，XXX又打我了。钟老师，XXX说我是“白骨精”。而她总是拍着孩子们的头说：好好好，我等下会批评他，大家先进教室，上课钟快敲了。

再一次见到钟老师是在三年以后。那是在一次全县的学生活动中。那天，我大概是穿着白衬衫，蓝裤子和小白鞋。那时的学生，每逢活动聚会，都是那么着装的。我当时走在队伍的中间，进礼堂大门的时候，有人在身后拍了拍我的肩，我转回头，看到她正对我微笑着，我看着她，没有说话，后面的队伍涌了上来，我就往前走着，到后来，人都坐下了，我回头想再看看她，她却已经不在那个大门边了，再以后，我也就一直没有见到她。这位老师，她一直都让我感到亲切。在学校里，她有时走到我的身边，俯下身子，在我耳边轻声地说：啊，真用功啊，字又写得更好看了。我依稀还能感觉她说话时轻轻地吹在我脸上的暖暖气息。就是这位老师，她曾经带来牛皮纸把我的每本书都包上，也是她，看我那么爱惜我的新铅笔盒，也用薄薄的纸帮我包上。那最后的一次见面，我没有对她说什么，我只是在心里默默地跟她说着话。我当时有没有对她笑，我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我转着头，边走边看着她，一直到后面的人群将她的形象淹没。

她就是我童年的心灵里所爱着的女人了。这种爱，就像对于妈妈的爱一样，埋藏在我的心里，我无法说清它的实质，它只是存在于每一个日夜更替的孤单时刻。在季节转换的日子里，在黄昏时所特有的伤感里，那种伤感也许就是这爱本身，就像着这种爱一样，在我未成年的世界里，神秘然而却孤独，这种爱，她们并不知道，她们从来没有看到也从来没有听到，但它总是在那里，于无声处闪现出它不死的光芒。

这两个女人，年龄相近，形骸相似。有某些东西我是确定的，那就是在她们的言谈举止里所赋予我的。钟老师，她总是在课堂上刻意把我拿出来讲，她夸奖我，把我说成同学们的榜样。我的妈妈，我不知道，在她的一生中，是否曾经因为有这样一个沉默寡言而又成绩优秀的养子而感到过骄傲？感到过生命缺陷之中的些许欣慰？我想这是有的，尽管她从来没有表示过。在她还活着的那几年，每当外出走访亲友，或是参加红白喜事的时候，她总要带上我，她也不管人们怀疑的神情，总是对人说：我的儿子已经上小学了，很会读书。

妈妈的死使我在那条街上倍受关爱。人们都说她死得冤，死得不明不白，年纪轻轻就这样走了。人们也说我是个孝顺的孩子，只是妈妈前世没有修好，没有这份福气。对于我的沉默寡言，人们说那是乖，是听话，不象他们的孩子那样，吵吵闹闹，惹事生非。

妈妈死的时候，在河滩上不肯闭眼，有人说要让她的儿子来喊喊她的魂。记不清是谁牵着我的手来到了河岸边。在夏日广阔漫长的河滩上，外婆一个人单调而凄厉地唱着丧歌。人们把我领到了她的尸体前，让我哭她，喊她。她们让我喊：你放心去吧，一头一路地去吧，不要回头，不要在这里停留……。那些老妇人摇着我，颤着声音叫我喊，她们说：孩子啊，喊啊，叫啊，她是你的妈妈，叫妈妈该上路了，好好投胎做人，投一个好人家，不愁吃不愁穿……。于是，我就喊了，跟着，那些老妇人也都围过来哭她喊她。

妈妈死的时候还很年轻，她那时究竟有几岁我并不清楚。总之，她是年轻的，富有活力和热情。在我的心里，她也是美丽的。她死了，她的青春却留存下来，她的青春因为她的死而不死，她因此永远年轻，永远戴着美丽的花环，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永恒的青春”。

在妈妈的一生中，她从来都没有照过相，哪怕结婚的时候她也没有同养父照一张结婚相。我们家不像其他人家，过年的时候，要去照一张全家福。我们没有。有关这个家，我只有一张照片，那是后来我跟舅舅一起照的，是在他死前的一两年，在我们家的木头房屋前。

照片上可以看到二楼外略略倾斜的木阳台，阳台上晒着灰蓝色的粗布衣服。照相的确切时间我已经记不清了，也忘了是谁的相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照了这张相。在那个时候，相机还是不多见的。可能是住在那条街的哪个人下班后带回来的，那时候，街道里有一些人家的孩子也在国营单位里上班。也可能是当时省城来的宣传队的年轻人带来的，有好几年时间，他们的身影不断地来往于那条街上，不定期，来了总是又走了，过一段时间又来，像天外游客，直到有一天，他们不再来了，不再出现，也不再有消息，仿佛突然从那条街上消失。

照片上没有外婆，当时，她一定也在，在屋子里，隐身在陈旧的木头帷幕之后。或许，她当时就站在那里，像我们身后的房屋，静默地看着我们，关注然而却无法作为。在她晚年的时候，她已经无知无能了。妈妈去世后，她就逐渐地变老，没事时她几乎不再离开那条街。她一直都守在那里，就像守在她的墓穴前，去意已绝，然而还在游移张望，留念那个尘世。在她的一生中，我也从没有看见她照相，哪怕是老年人常常为自己生后准备的大幅标准相也没有。后来，她因舅舅的死而疯狂而离家出走以后，人们要给她在大厅里设一个牌位，从她的箱子底翻出了一张她早年的时候请人画的像，那个形象是我不曾见过的，那是一张富贵圆满的脸，梳着光滑的发髻，显得端庄沉静，使人看了像回忆往事一样感到遥远而又亲切。

我所记得的外婆是老年时的外婆。从我懂事起，她就是一幅老年人的形象。冬天的时候，她常常坐在院子里的旧藤椅上，伸出脚，让我坐在上面，她给我做翘翘板。在一些夏天寂寞的午后，她常常绻倦地靠在椅子上睡去，或者是微闭着眼呢喃地唱着家乡的歌谣。

有一次，对我来说，也是印象深刻的。那是妈妈去世后不久的一个早晨，外婆拿了一个小板凳坐到大门外哭，哭声惊动了邻居的女人，她们都来安慰她，劝她，握着她的嘴叫她收声，她们问她，她才说昨晚妈妈又来给她托梦了，她说，她来告诉我那里苦啊，没吃没穿，也没家没舍的。

在那条街上，外婆一贯很受人敬重，她懂规矩，又上了年纪，人们有什么红白喜事都要叫她去帮忙主张，尤其是遇到出殡送葬的时候，人们因喜欢她唱的家乡丧歌，都要来拖她去“热闹”“热闹”。她唱的丧歌曲调悠长悲凉，能使所有在场的人听了都黯然神伤，而那些处于悲痛中的人也能在她的歌声中得到慰籍。

对于外婆，我和舅舅总是不提起那条河。那条河，在平静的水面下，处处暗藏着旋涡，处处是死亡的陷阱。每年，都有人在河里死去，那些戏水的人，捞沙的人，自杀的人，或者是在岸边劳作失足的人。尽管这样，人们还是离不开它，人们喝它的水，用它的水灌溉田地，喂养牲畜。人们也在那里洗衣，沐浴。夏天一到，孩子们就不顾一切地扑到水里去。童年的种种欢乐种种渴求，是谁也剥夺不了阻挡不了的，哪怕是大人们不停的威喝打骂，哪怕是死亡的阴影。

冬天，孩子们就不到河里去了。冬天的早晨，河面上常常浮动着一层水雾，使人看不到河水的流动。那种雾一直要等到太阳冲破山的阻挡，高高地挂在天空的时候才渐渐消失，人们才又看到河岸边举着木槌洗衣的妇女，还有那些在水草丛中摇着尾巴一停一走的水牛。

河岸边的田野，在冬天的时候多半已经荒芜，田野里堆着草垛子，有时，地上升起一阵轻烟，那是农民们在烧肥，或者是孩子们偷了黄豆荚躲在草垛旁烤着吃。

那条河，也就是妈妈曾经在夜里跳下去的河。她当时还带着她肚子里五个月大的孩子。人们都说那是野种。人们谩骂，用最恶毒的语言。人们说，这真是罪该万死，应该千刀戳，万刀剐。后来，妈妈死了，人们也就不说了，没有人再说这些话了。在随后的那些平静的生活中，人们开始在那条街上怀念起她生前的种种好处。

河流的另一面，就是县城了，它就在那条街的对岸，从石拱桥上走过，再穿过老西门就到了。在我还小的时候，那里一般都要等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才去。与河的这一面不同，那里有另外的一番景象，它有许多条街，也有各种各样的地名，像三角亭，南门头，东门，北门，大榕树，五里亭，大西坑，茅坪，降坡……。

那里的街上总是遍布着城里城外的人。那些从山里来的人一眼就能让人看出，他们挑着担子，沿街卖着从乡里带来的山货，有各种各样的野果，有竹笋，香菇，也有各种毛色鲜艳的野禽，地龙，穿山甲等。在路上，他们并不像城里的农民那样吆喝，他们不会，他们也不懂得讨价还价，也不能用秤，随口给他个价就行了，反正是山里的东西。他们常常带着好几个孩子，流着鼻涕怯生生地跟在后面，太小的就放在担子里挑着。那些孩子要是看到了食品店里的糕点吵着要吃的时候，大人就为难了，因为他们没有粮票买那种单调的圆形的糕点。

还有那些光线昏暗的百货商店，蔬菜商店，房檐下挂着整只猪的肉店，炊烟弥漫的国营饭店。它们散布在小城的各个街道，街道的拐角，或者是在从小巷里走出来时豁然开朗的大街对面。

在街上，人们或坐或走。城里上班的人，厂矿里出来采购的人，拖着板车走过的人，担柴来卖的人，闲逛的人，衣衫褴褛表情若有所思的疯子，在饭店门口眼巴巴地向屋里观望的乞丐，还有坐在地上，唱着凄凉的歌，眼前放个搪瓷碗，撑着蒲团沿街要饭的残疾人。

街上的声音很嘈杂。人们高声地说着话，遇到相识的互相隔着街喊叫，五金店里的人们则整日抡着铁锤“叮叮铛铛”地敲打着。

电影院前的广场是个较宽阔的地方。常常，那些来自北方的马戏团会在那里搭起一个帐篷，在那里锣鼓喧天地表演，往往十天半个月之后，他们又开着装满道具和人的工具车，到其他地方去，他们是属于巡游四方的那种人。有时候，也有其他的人，来自其他地方的表演团，比如说，杂技团，或者就是那些单枪匹马一个人，在广场上划一块地表演气功卖伤药，蛔虫药的人。时不时，那里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庆祝什么，或者是打倒什么。而一年一度的公判大会也在那个广场举行，那些当年被逮捕的各种刑事犯，政治犯，死刑犯，都在秋天的某个日子里拿到那个公共场所进行公开审判。我上学的时候，学校常常组织孩子们去“接受教育”，对我来说，那也是印象深刻的。

审判妈妈的“奸夫”和养父的那一次我也遇到了。那天，养父和他一起被押上台。在台上，养父看上去还很平静，低着头。那个“奸夫”浑身都被绳索扎着，审判长念他名字的时候，台下就有一个军人拿着一块木牌子冲了上去，押着他的两个人便把他往后一揪，那块木牌子就紧紧地插进了他的身后。在台上，他不能自己，他已经不属于自己了。他的头发已被剃光，露出了他青色的头皮，宽阔的胸膛因身体后仰也袒露着。当审判长宣布他死刑，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时，他看台底下芸芸终生的目光突然变得渺茫无根，仿佛目空一切。霎时间，像风卷云涌一般，他被呼喇喇脚不着地拉上了刑车。那真是一个狂风暴雨般的场面啊，人群前呼后拥，像海啸时的浪潮。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了妈妈，我在人群中焦急无助地流着泪，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会把对妈妈的情感跟他联系在一起，人们都说是他害死了妈妈，而我应该去恨他，像大家一样诅咒他，然而，那一刻，我却想到为他去死。

刑车发动起来了，要在整个城镇的大街上游一圈。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走进那古老城镇，最后一次看看那古老城镇里的街道，房屋和人。

广场上，一片阳光的海洋，层层叠叠人的潮水……。

后来有一天，我独自从那个广场走过。我在那竖立在广场一侧的宣传栏上看到了他的照片，照片很多，满满的一版都是关于他，有他被五花大绑身后插块木牌接受审判时的照片，有他在刑车上游街示众的照片，有他在刑场那一片草地上跪着的照片，还有他死后被翻过身来仰面躺着的照片。

在那里，我又看到了他因衣襟敞开而袒露出来的宽阔胸膛，还有他青色的头皮。我呆呆地站着，突然间，我感觉浑身燥热，面红耳赤，我为这死去的身体心惊肉跳，这身体曾经属于我的妈妈，我为妈妈曾经拥有这个身体也深深地爱着这个身体。那一天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仿佛不思茶饭，那个躺在荒草地上的身体时时走进了我孩童时的静默思绪里。

过去，他有时会来我们家，带一些厂矿里发的劳保用品，过年过节的时候，他总会带一些阳春面来，那时我们那里买面用粮票，这种粮票农民是不发的，我们要买面买饼的时候就要去跟在国营单位里工作的人换。他带面来使外婆格外高兴，她常常要让他带一点东西回去，地瓜也好，咸菜也好，而他总是一摆手，果断地说：那些东西不要，拿来也是糟蹋，有糯米就给我拿几斤，回去让我妈也蒸点米酒。

这个司机偶尔才来，他快言快语，性格开朗，很爱说笑，人长得很高，走起路来流里流气的，然而家里的人都喜欢他。有一次他来，家里其他人都不在，我看他在门边拉了拉妈妈的手，妈妈急急地拍掉，脸微微地红了，对他噌着：去去去，别乱来。然后就走到院子里去拍晒着的被子。他一个人站在屋门内，敞着宽宽的胸膛，嘴微张着注视院子里的妈妈，好像忘了其他的事。当时，我并不知道，这跟死亡有关，跟后来发生的那些死亡有关。

妈妈的形象我已经记不清了。有时，在夜里，她的形象会渐渐地向我聚拢而来，但总是无法成形，无法具体。对于这个妈妈，我只有一种模糊的概念。她在我成年之前就已经去世。她是跳河自杀的。她和她的“奸夫”相会的时候被人挡住。他们抓住了他，用木棒打他，叫他跪在地上，拖到了大街上，还继续打，打得血流满地，打完了，就用棕绳把他捆起来，送到公安局。养父则揪着妈妈的头发，把她也拖到了大街上，也打，往死里打，用拳头打，用脚踢。妈妈在当晚后半夜就跳进了那条大河。现在，我已记不清她的确切形象了，只记得在那条混乱的大街上，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在地上滚爬着，声嘶力竭地哭喊着，那就像是人类所有的造孽情形一样。在当时，我怎么也不可能把她跟我的妈妈联系在一起，直到现在，在这个远离那种情形的时刻，当我再去回想这段往事，想那个大街上的女人，我又面对着所有真实的场景。我很清楚她就是我的妈妈，那个女人就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在那一天，在那个小城镇，在那条街上，她真是丢尽了脸，衣裳不整，衣服的扣子都扯光了，鞋子也丢了。谁都当她是个破鞋，是个不要脸的婊子。在后来的许许多多的日子里，每当我想收寻我的记忆，我想在记忆的暗影里再看看她，却不能够！唯一能看到的只是大街上那个绝望慌乱的女人，那个女人是妈妈留给我的最真切的形象，除此之外，还有她的哭喊声，她呼喊那个男人的声音，那些声音撕裂了我所有的岁月，是来自上天笼罩我跟随我生命的绝望的声音，是我一辈子的爱，一辈子的痛，一辈子荒凉的戈壁滩。

我这一生，始终都负疚于这个死去的妈妈。贫穷时是这样，富裕的时候也是这样。在她还活着的时候，我总是不爱说话，哪怕哭泣，也是静静的不出声。妈妈是个性情火爆的人，但对我她只有爱怜。平时，她总是俯下身子在我耳边轻声跟我说话，像哄着摇篮里的孩子那样冉冉细语。在我童年的画面里，在那些逝去的阳光下，始终都有她高声的话语，而她灿烂的笑容也总是绽放在那被贫穷所凝固了的年代，即使她压抑，即使她痛心于她无法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完成祖先所交给她的责任。

妈妈还活着的时候，上山砍柴会带上我，她常常背着我，沿着山间的小路一摇一摆地走着。有时，她对着前方的大山唱山歌，有时也给我讲过去的典故。孩童的心里始终都存在着对大山的恐惧，那种恐惧不仅仅来源于那些没有解释的故事，它也来源于大山，来源于大山自身所具有的高大雄伟和远离人世的神秘。我那时总是指着山间那些飘着白雾的坟墓，一遍又一遍地问她，那里面埋葬的是不是麻疯病人。我的同伴曾经告诉过我，麻疯病人是不死的，除了被人们烧死，烧死以后，它也还是不安身，冬天一到，它们又从坟墓里爬出来，来找替死鬼。而妈妈告诉我，像我这样听话的孩子是不会被鬼魂带走的，只要跟着妈妈就没事。她叫我不要离开她。

那时候，每当我跟着妈妈上山，外婆总会一遍又一遍地叮嘱，不能让我一个人呆在大树底下。外婆常常说起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这样的：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家人的媳妇背着她三个月大的孩子，到山里去砍柴。她砍柴砍累了，就把小孩放在一棵大树底下隆起的树根上，自己又去砍柴，她边砍还边给孩子唱着山歌，过了很久，柴都砍好了，也扎好了，她再回头来抱小孩，小孩却已经被树根吞在了嘴里，原来那树根是一条巨大的蟒蛇变成的。外婆说，它在山中已经活了上百年了，活到连皮都跟树根一般的苍老了。

那些落日余晖中的景象我还记得。那时候，整片绿色的山林都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红光，山谷的幽幽空间里浮动着晚霞跌落下来的金黄色微光，无数的飞虫在期间游移不定。那时候，山上的各种昆虫都齐声鸣叫起来。而空空的山林间，妈妈砍柴的声音显得清脆响亮……。

有一次，妈妈带我去喝喜酒。酒桌上人人都带了小孩。那年头，家家都穷，孩子们都没有机会吃饱。每一道菜上桌，大人们都不动筷，继续微笑着，含喧着，让孩子们去抢，他们只是偶尔瞟一眼盘里的菜，有时夹起孩子放在碗里的东西，轻轻塞进嘴里。

酒席结束以后，妈妈问我有没有吃饱。我对她摇摇头。妈妈就不说话了，她拉着我的手到了一家饮食店。我们双手袖在裤兜里，看着腾腾冒烟的一口大锅，默默地坐在板凳上等。妈妈只要了一碗“扁食”，端上来的服务员后来问妈妈，要不要给她倒一碗汤？妈妈想了想，点点头，小声地说：那就来一碗吧，天这么冷。

回去的时候，我们走上了那座石拱桥。冬天的河风很烈，仿佛是突然从黑暗的深处刮来。在桥上，妈妈靠近我，伸出手搂紧了我。我抬起头，看见了妈妈被风吹乱了的头发，有些发梢落在了她冻红的鼻梁上，而她一路轻轻地吸着鼻子。在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妈妈的脆弱和无助，那些脆弱和无助是那么明显，就静静地放在那个冬天夜晚的黑暗深处，放在性格一贯坚强无畏的妈妈身上……。

知道妈妈怀孕的那一天。外婆把那个熬药的陶罐子洗干净，放在院子里晒。她像唱歌一样地对我说：现在“弟弟”高兴啦？以后妈妈不用再喝药了。

当初，我和妈妈一样，都讨厌外婆逼她喝那些药。妈妈常常埋怨说：不会生就不生呗，养的和自己生的还不是一样？只要乖，将来孝顺就好。而有时，外婆还会偷偷摸摸地带回来一小包香灰，调在井水里，也让妈妈喝。她说，那香灰是从神仙那里求来的，神仙能保佑她早生贵子。

我曾经问外婆：神仙在哪里？外婆告诉我：神仙嘛，当然都住在天上了。以后的好长一段时间，我天天都在想，我要怎样才能到天上去？看看那些神仙。有一次，我指着四面的群山，问妈妈，如果我爬到山顶上，是不是就能到天上了？妈妈笑了，拍着我的头说：傻孩子，那些山连着的还是山，天空还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呢。

那一天傍晚，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院门外，双手托着下巴，望着那条弯曲的老街。太阳已经下山了，街道上的光线也变成了暗红色。往常，外婆总是在这时候高声地叫：太阳公公都回去睡觉了，“弟弟”还不快回来洗脚洗脸啊？然而那天外婆没有叫，她正在院子里忙着跟那些来道喜的老妇人说话。以后，我再也闻不到那股淡淡的药香味了。坐在石板凳上，我在想。在黄昏的余光里，我突然怀念起那些妈妈没有怀孕的日子来。

那段记忆已经有点模糊了。

我常常是一个人坐在竹童椅里，看着门槛外无人的庭院。庭院里总有一堆劈好的柴禾，在烈日下散发着松脂的香气。那种时候，四周很安静，阳光在泥土地上一步一步默默地走着，它留下的痕迹也总是房檐一角的影子……。

当阳光最终爬上了厚厚的院墙，一点一点地从墙头草随风摇动的末梢上离去，那种孩童时所特有的寂寞和无助便产生了。

黄昏是那么的漫长，黄昏的世界又是那么的强大…。庭院里越来越浓的黑幕，街道上晚归的脚步声，炊烟已经无形了，而妈妈也该回来了，像往常那样，挑着担子，重重地推开院门……。

记得那时我才四岁……。

两岁的那年，我到了这个家，这个家就带着它的贫穷和悲哀走进了我的成长岁月，在那条顺着河流的走向蜿蜒而去的街道上，我一直生活到了17岁。

那是一条古老的街道，街心上还残留着很久以前铺下的青石板，街两旁是彼此相连着的木头瓦房。

那条街，由于它位于那座石拱桥的西面，很久以来，当地的人们就都称它为桥西街。

在没有月亮的夜晚，桥西街总是显得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清，就连鳞次栉比的房屋，也仿佛在黑暗中隐去。天空，房檐上方的天空，它有时也是阴沉沉的，恍如混沌初开的世界，人们在那里生，也在那里死。

生活在贫穷的深渊里，贫穷所带来的心痛又是那么广阔，无边无际，像贫瘠无望的土地，没有人能把我们从贫穷中解脱出来，在那条同样弥漫着贫穷的街道上，仿佛，贫穷是我唯一能够嗅到的空气。

我的养父母是在父辈的时候移民到了桥西街，他们和居住在街道上的其他农民一样，年复一年地耕种着河岸边的那片田野以及小城南部山地之间的那些水稻田。

在当时的生产队里，人们以一种集体的方式生活着。每天早晨，队长敲响挂在榕树下的大铁钟，人们就在钟声中从各自的家门走出来，开始了一年到头不变的劳作。在那里，人们集体出工，日落的时候集体放工。春天，一起俯身在田野里播种，而收获则是属于集体的。那时候，仿佛，桥西街上的那些欢乐悲伤生老病死也都是属于集体的。

我的家位于桥西街的中部，那是一座两层的木头瓦房，沿街的二楼有一条长长的木阳台，已经有些松动了，人在上面走过，木地板会发出“吱吱”的声响，阳台内的那间屋子就是我和舅舅一起住过的地方。小的时候，在外面，我是不爱说话的。但在我和舅舅的屋子里，跟他，我说得比较多。他也一样，有时，他也抛开眼前的生计，跟我谈论一些其他的话题，比如说个头，肤色或者是身体上出现的某些特征，早几年，在妈妈死后，一直都是这样。这种话题，到了13岁那年，在那一天之后，我就避而不谈了，这种讳谟如深的秘密只隐藏在我一个人的心底，没有对人说起，到那时，仿佛我也已经不再是个小孩了。

那天夜里，我从睡梦中醒来，浑身是汗，裤子上一片冰凉。我躺在黑暗中，突然被一种强大的孤独感笼罩着，我下了地，梦中的情景依稀可辨，舅舅的身影仿佛也在那里出现。我一个人悄悄地下了楼，到院子的水缸边洗了。那时候，夜已经很深，风微微有些凉，四周出奇地安静，远处的山呈现出它黑色肃穆的庞大轮廓。突然间，那种孤独的感觉又随风向我袭来。我双臂紧抱着，感到一阵透心的冷。上楼之后，舅舅醒了，他问我怎么啦。我只告诉他做了一个噩梦。他朦朦胧胧地对我说：不要紧，没有事的。说完了，把腿压在我的身上又睡去了。我睁着眼，听着他在我身上发出的呼吸声，一夜没有合眼，我被一种不可思议的恐惧占据着，那种恐惧就像是一个人离开了所有的亲人，来到了一个陌生荒凉的地方才有的恐惧。

还在我们一家团圆的时候，有一次，我也是在梦里醒来，也是深夜，四周也很安静。我在黑暗中躺着，舅舅在身边发出磨牙的声音，楼下传来养父母的鼾声和呼吸的节奏，外婆的房间里传来她梦呓的喊叫声。一阵过后又安静下去。我才又想起那个梦，我好像是一个人在夜里独自离开了家，走在一条阴风习习的路上，前往另一个世界。我那时头一次体会到了孤独这种东西，这种孤独也许就是来源于那离开了家的感觉。

那是外婆的家，我想是的，我从来没有问起过。外婆是什么时候带着妈妈搬到那座房子里的？我不知道。在她年轻的时候，她一定住在其他的什么地方。她曾经说过那里的天井，天井里的古井，她也说过那深深的庭院，说过做媳妇时的她在侧房的布帘里轻易不能外出。外婆裹着小脚，穿着很干净，发髻盘得紧紧的。她说起过去的时候总是说：在“老屋”的时候。养父的父母在“土改”的那年都死了，他是由外婆抚养大的。外祖父的坟在哪儿？外婆从来没有说起，每年清明节家家上山扫墓的时候，她只是在院子里的一个角落点上香烛，泼上三杯黄酒。关于外祖父，她跟人聊天的时候会提到，她说：那一年，给他曾祖爷捡骨头，叫人开了棺，一看，里面的人还好好的，吓得所有的人都跑光了，你说怪不怪，都埋了八九年了，后来就不敢动它，将那个地方埋了回去。地理先生劝他外祖父，说：碰到这样的事，要把棺木和尸首抛在山顶上晒它两年，不然对子孙不好。他外祖父不肯，说：我父亲有子有孙的人，死了能让他喂狼喂狗？这都是没有的事，地理先生想要敲竹杠，才编出这些话来。后来，一到年底不就出了事？地也收了，一下子人也拉走了，那些年哪像现在，好不好，就拉出去枪毙……。

在那个散发着松木香气的大门前，我依稀还记得，门外放着一块平坦的大石板，那是从那条大河里抬来的，被人坐久了，表面便发出淡淡的黄光。每当夏天的傍晚，常常有人拿着饭碗坐在那里边吃边聊天。冬天的时候，那些脏兮兮行动迟缓的老人，手里提着火笼，像家禽似地坐在那里晒太阳。过年的时候，那些来自安徽和河南农村的灾民，他们有时走累了也坐在那里休息。那些乞丐每年都来，在那一段固定的时期来，沿着街道一家家走过去，在家门前用原始苍凉的曲调唱着祝福的歌。他们要钱，要衣服，也要吃的，用一个锈迹斑驳的搪瓷缸装别人倒给他们的剩菜剩饭。人们为了消灾祈福，都会想办法给他们一点，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他们要了之后，有时就坐在那块石板上，在和煦的阳光下吃，一边微笑着看街上的小孩子放鞭炮。

有一年，隔壁的一位老妇人带了一男一女来。男的看上去像个种田人，身板壮实。女的则挺着一个大肚子。老妇人对外婆说：这是她哥哥，带她来问问有没有人家可以嫁，彩礼就不要，我带他来问问你这里收不收？那个男的讪讪地在一边微笑着，对外婆说：是，是，是。外婆犹豫了半天，抬起头看了看舅舅，舅舅什么话都不说，一阵风走出门去。外婆就心有所失地对那个男的说：看来他不太愿意，你别家问问去？那人就带着怀孕的妹妹走了。外婆跟那老妇人聊天，说：你哪里弄这样一个人来？老妇人说：我能那里去弄？他自己挨家挨户来问，我想你这里还没有“拿人”，就带他来了。外婆叹了口气，说：女崽面相还老实，也不要彩礼，就是有了肚子，恐怕也不好。过后，外婆还是惋惜了好一阵子，当时，我们家因为穷，备不起彩礼，外婆也就一直没有给舅舅“看人”。那天，那个怀孕的妹妹也就坐在那门外的石板上，垂着头，不敢看人，她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一句话不说，哥哥叫她走，她就双手扶着肚子，慢慢地站起来，跟在后面，到了其他人家，她就站在门外的角落里，由哥哥进去跟人家说话。她是怎么怀孕的？我们不得而知。她走了很久之后，外婆还一直念叨着她。而我则一直都记得她站起来时脸上那份淡淡的哀愁里所包含着的母亲般的安详。

又有一年，妈妈的堂姐一个人来到了桥西街。她手里提着一个蓝布包，穿一身蓝布衣裳，形容显得干净瘦削。她是从牢里被提前释放出来的，那时，每当过年之前，监狱里常常会给一些表现良好的犯人减刑，让他们回家过年。她出来后一时没有地方去，就到桥西街投靠亲戚。她不怎么爱说话，常常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在温暖的阳光下侧着头，仿佛在追忆一段遥远的往事。那个时节，整条街上都散发着刚刚清洗过的木头香味，为了迎接新年，家家的门框上也都贴上了红对联。她回来的那天，在厅堂里呆呆地站了很久，给祖宗的牌位烧了香，无言地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她后来又回到院子里，一个人在空地上站着，静静地将她的目光移向每一个角落，每一棵树，每一棵草。后来，她走到院门外去，问别人：他的“地”做在哪里？邻居的女人告诉她：哪，对面山梁上最后那块没有立碑的，下手有棵松树的就是。她听了就出去了，到街上买了纸和香烛，然后到山梁上去哭，哭她苦命的男人，哭他死了没有老婆孩子送。外婆叫邻居的女人去拉她回来，让她想开点，说这过年过节的，让家里的亲人听了心里也不好受。于是，她就不哭了，擦了眼泪回到家里来。晚饭后，她悄悄撇到邻居的家里，人家正在吃着饭，给她倒了一碗红酒，他们就边吃边跟她说：就是从那桥底下水急的地方，他一个人摸了下去，也不知道是自己想去呢还是不小心失了脚，看到的人想去拉他上来，哪里还找得到人？水那么急。一直等到第二天傍晚才找到，你堂妹就去将他的堂叔伯侄儿都叫来，也没有一个人能拿主意，只能靠你堂妹这头，有她这样帮着主张，他也算“值钱”了，你堂妹借钱也给他买了一副齐整的棺材。她听着，低着头，鼻子里吸吸糊糊的，也不说话。他们说，天那么热，也赶不及去通知你，就发送了。她静静地流泪，静静地用手背擦着眼睛。那些老人也陪她哭，他们也跟她讲妈妈的事，讲她的死，讲丧事是怎么办的。讲完了，大家哭完了，她就回来，在妈妈的牌位前久久地站着，外婆看到了，就拉了张凳子，坐下来，拉长了调哭了起来，她接着外婆的调也一句一句地哭下去，左邻右舍的女人听到了就都跑过来劝她们。

她的家当初已经被没收，暂时没地方住，就在妈妈的房间里住了下来。平时，到了下午她有时也会出门，到县城里走走，在家的时候，她多半也就坐在那大门外的石板上，看街道里走过的人，狗或者鸡，有时她也眯着眼抬头看看头顶的阳光和阳光中飞舞着的小虫。她穿得很旧但很干净，头发也梳得很整齐，每次从外面回来，她总要拿条湿毛巾在衣服底下擦擦身子，哪怕天不热的时候也这样。虽然有时间，眼前又没有生计，但她再也不敢拿个竹篮子到街头去卖那些乡下做的土烟了，她过去就是因为做这种“投机倒把”的事而被判了6年的刑。现在，到街上她只是去走走，有时碰到熟人，跟她们说说话，然而一家都有一家的事要忙，没有哪个拖家带口的女人有闲跟她没完没了地聊。一段时间以后，她也就不出去了，在家里，她总是显得六神无主，东站站，西站站，冬天，也许她是高兴的，冬天的日子短，每天，她拢着个小火笼，在门外的石板上坐着晒太阳，等到太阳落山，她就起身到厨房里帮着生火做饭。

她这样在桥西街呆了两年，在自由平静的生活中死去，死前很安静，也没有病痛，就像一觉睡到了死亡的世界里。

玉珍是桥西街上的傻子，我常常看到她拿着一把伞从家门前走过，不管晴天雨天都是这样。有一天早晨，她来到我们家，向外婆借肥皂和洗衣板。她表情认真地对外婆说：婆婆，我又“过门”了。外婆拉着她的手连忙问是谁啊，是哪里人家啊。玉珍低下头，突然有些腼腆，她告诉外婆是拉仔。她叹了一口气，对外婆说：咳，衣服脏了也还穿在身上，被子破了也还盖着，家里冷锅冷灶的。我要是命好点呢，也嫁不了这样的人家，咳，这都是命啊，婆婆。外婆听了即吃惊又高兴，在屋里忙得手脚不停。她拉她在藤椅上先坐下，自己转身到黑漆漆的仓房里，颤危危地捧出来一个瓦罐。边走边埋怨：这家里啊，什么吃的都没有。拉仔这孩子也真是，这么大的事也不声不响的。外婆从瓦罐里掏出一些炒黄豆，“叮叮当当”地放在碗里，她拉了一张板凳放在玉珍面前，让她吃。外婆坐下来，拉着她的手问是什么时候结婚的。玉珍回答说：昨天晚上。说完了，就不出声，矜持地坐着，脸上现出奇异的光彩。后来，她跟外婆说了一些妇人们惯常说的话，就起身告辞。她说：婆婆，日头都老高老高了，该走了，得闲了再来看您老人家。她告诉外婆，等拉仔放工回来后，让他再买新的送回来。外婆在门口拖住她，把豆子都倒进了她的口袋。她走后，外婆拿着空碗，一路叹着气回来，她说：这女崽傻是傻了点，但拉仔也该有个人给他洗衣做饭了，这样也好，总比没有好。

过去，玉珍一直住在娘家。听说她以前结过婚，过门的头一年，丈夫在煤窑里压死了。那时玉珍正怀着胎，婆家起初不想让她知道，等她把孩子生下来再说。但丈夫远嫁外地的姐姐听到消息后，就老远的跑来，在家门外哭天抢地。玉珍听到后，从卧房里扑出门外，不小心被门坎绊倒了。这样一来，胎儿也流产了，自己也昏死过去。等她好了以后，人也就变得傻傻的。后来，公公婆婆跟了小叔子生活，娘家人没办法，就把她接回来养着。

玉珍来借肥皂的第二天，大队部的晒谷场上就闹哄哄地围满了人。原来是玉珍的哥哥拿了绳子来绑她回去。娘家人说拉仔拐骗妇女，要跟他讨个说话，经过队长出面调解才罢了。一阵喧闹以后，人都散了，拉仔就一个人蹲在谷仓前的屋檐下，一声不响。队里几个调皮的小后生围着拉仔，开玩笑说：拉仔福气大啊，女人会自己送上门来，连彩礼都不要。拉仔听了，双手抱着头，对他们一连声地说：滚。

拉仔是由生产队抚养大的孤儿。虽然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起过，然而我心里却明白。他没有家，一个人住在生产队粮仓旁的平房里。

夏天的时候，晒谷场上总是铺满了金灿灿的稻谷。而每年拉仔都负责晒谷场的活。拉仔总是光着膀子，光着脚，在烈日下的晒谷场上，一遍又一遍地用木耙子将稻谷展平，然后便坐在屋檐下的阴影里休息。过一会儿，他又会推着木耙子，将底下的稻谷翻上来晒。在每一个收获的季节里，拉仔是晒谷场上唯一的主人。

有一年暑假，我常常一个人跑到晒谷场，双手支着下巴，坐在厨房前的石凳上。我喜欢看拉仔被太阳晒得又黑又亮的脊背。

有时，活干完了，拉仔便到厨房边的过道里冲凉。拉仔冲凉时，总是脱得一丝不挂，用木瓜勺舀水浇在身上。他的皮肤是金黄色的，水在上面滑过，像淌在光洁的石头上。有时，队里的妇女经过，看到了，就破口大骂：拉仔这个“短命鬼”，洗澡也不遮不盖的。而拉仔听了也只是裂开嘴笑笑。

有一天，拉仔冲完了澡，向我招招手，叫我过去，我就磨磨蹭蹭地过去了。拉仔用湿漉漉的手摁了摁我的头说：小鬼头，眼睛瞪得那么大做什么？我仰起头，看着拉仔的脸。拉仔笑了，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说，来，咬一咬叔叔。便轻轻把我的头往他的两腿间摁，我的嘴触到了拉仔柔软的部位。我抬起头，望着他。拉仔说，咬，不要怕，叔叔让你咬。我便轻轻地咬，那根东西便渐渐地涨大，充满了我的嘴。

那里有一种神秘的气味，带着拉仔身上的其他气味，有泥土的气味，阳光的气味，肌肤的气味，还有汗的气味，夏天的水的气味。

那个暑假，我每天都独自去赴拉仔的“约”。坐在石板凳上，看水在拉仔光洁的肌肤上流淌，看他被金色的阳光覆盖着的身体。然后，过去抱着他的腿，咬他，闻他身上的气味。那一整个夏天，这种气味使我迷念。

夏天过去了，阳光的气味也逐渐消淡。后来学校又开学了，虽然我还见得到拉仔，但再也没有机会闻他身上的那种气味了。那年冬天，拉仔在一次事故中死去。拖拉机从斜坡上失去控制，一直冲到山底下。拉仔没有亲人，队里的一些男人去给他收尸，他们回来时说：惨啊，哪里还看得出人形来。

拉仔出殡的那天，没有亲人来哭他。队长对那些眼泪汪汪的妇女说：你们也喊两句，送送这孩子。那些女人就叫木生的媳妇去，木生的媳妇说：这非亲非故的，我也喊不出来啊。后来，大家又推汉生的女人，汉生的女人倒没有推托，拉着调子就高声地喊起：我可怜的儿啊我短命的儿…。后来，她越喊越伤心，竟收肠刮肚地一路喊下去。队长就骂那些女人：叫谁不好？偏要叫她？又引她想儿子了，这不是火上浇油吗！那些女人听了就哭着把她拉回家去了。

棺木抬到了街头，玉珍突然从小巷里抢了出来，一路哭喊着：我狠心的夫啊我短命的夫。没多久，玉珍的哥哥气势汹汹地拿着门杖，没头没脑地追着她打，嘴里恨恨地说：这丢人现眼的发癫婆，打死了算了。玉珍的妈妈哭着来抢门杖，她也高声地喊着：狠心的短命鬼，不要兄弟姊妹的孤老，你要打死她，你先来打死我。

那天，不管哥哥怎么发狠，玉珍的哭声始终持续着，一直到拉仔的棺木被抬出很远的地方。

那年冬天，拉仔就这样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那时，我还是一个不知世的孩子。以后，我又经过了几个暑假。在许多个孤独寂寞的午后，我一个人面对着一片灿烂的阳光。我时常还坐在那个石板凳上，双手支着下巴，静静地望着那片晒谷场，在夏天蝉声鸣乱的时刻，我会独自想起拉仔。

在我的记忆里，爱兰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刻是在她离开桥西街的时候。那天，她穿着大红衣裳，头上插满了绢花，那些花随着她嗷嗷哭泣的节奏微微地颤动着。媒婆拿着条手帕，赶着她说：傻孩子，可不能用衣服袖子擦眼泪鼻涕啊，到那里还得穿两天呢。她于是就拿起媒婆递给她的手帕，捂着嘴继续哭着。罗家村接亲的人将她簇拥着走出了桥西街，她的身前身后炮竹冲天。一些老妇人对含泪站在家门前的树桂公说：好了，好了，老人家不要难过，俗话说“新人不哭，娘家没福”，您养了这样一个懂事的女儿，就算有福气啦，高高兴兴等来年抱外孙吧。

等到硝烟落地，爱兰已经坐着披红挂彩的拖拉机走了。街道里的孩子都扑到地上，去抢那些没有炸开的鞭炮。而我则默默地站在街心上，心里满怀着她走后的寂寞和荒凉。

爱兰是树桂公的小女儿，出嫁的时候已经快三十了，所以只能嫁到偏僻的地方。听说罗家村离桥西街很远，先要坐两小时的车，然后还要走二十里的山路。村里只有十几户人家，都是姓罗的，一般的女孩子听了都不愿嫁到那里去。

树桂公是桥西街辈份最大的人，比外婆还长一辈，连妈妈都叫他树桂公，而我见到他的时候就叫他老公公。树桂公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生了两个哑吧儿子，成天流着鼻涕跟在孩子们的后面，不管去哪里，看电影也好，看戏也好，他们都是那样，张着嘴，傻笑着，然而却紧紧地跟着，从来都不掉队。二儿子因为家里备不起财礼，到了娶亲的年龄就入赘到了别人家。许多年来，爱兰算是树桂公唯一相依为命的孩子。爱兰出嫁以后，树桂公就轮流在两个儿子家吃饭，但大儿子因为媳妇不会持家，也穷，常常还要他拿出一点来贴补。而二儿子对于早年入赘的事还耿耿于怀，他总是人前人后地埋怨：有什么东西都被他老大得去了，凭什么还要我来养他？我都改名改姓的人了。

虽然爱兰是我的婆婆辈，年纪又比我大十几岁，但由于她人有点呆傻，举止又迟钝，所以我们都叫她“傻姑”。平时，她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她是我们在田野间和街道里最亲密无间的朋友。她那时看上去很年轻，年轻得使我们都认为她不是树桂公的亲生女儿。她有时在田野里跟我们一起扔土块，互相打闹，在她兴奋的时候，她会疯了似地叫起来，而再大的土块扔在她的身上，我们也无所顾忌，因为她从来不会为此而哭。砍柴的时候，只要我们给她唱学校里教的歌，她就会帮我们挑柴，挑到前面的山头，然后再回去挑她自己的。她力气大，仿佛永远都不会累，哪怕十个孩子给她唱歌，她都一个一个地帮着挑。孩子们过家家的时候，都喜欢办丧事，那时，她的角色就是哭丧妇，大家把各种乱七八糟的破布挂满了她的头，“出殡”的队伍在前面走，她就跟在后头哭，她每次哭，都是哭她的爹，她学着一些老妇人的腔调，深情并茂地哭着，有时，“哭丧”的队伍被她的二哥撞上了，他二哥就会扔下锄头，抄起扁担来追她，嘴里骂着：这死发癫婆，盼着你老子早点死是不是？孩子们被她二哥的气势所镇，也常常跟着她一哄而散，“出殡”的物件因此扔得满地都是。

爱兰出嫁以后，树桂公就显得寂寞，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他常常到家里来串门，在跟外婆聊起家事的时候，他会叹气说：当年，我“家里那个”过世的时候，我想我也快了，都六十的人了，没想到又活了二十多年，早知道这样，我当时就再找一个，现在也不要这样受气。外婆听了就把这事怪罪到女人头上，她高声地说：这还了得！还有这样不懂事的媳妇？这样“没支没声”的公公去哪里找？我明天说说她们去。而他总是拦着外婆说：算了，算了，我一个老不死的，过一天是一天，又惹那么多麻烦干么？我们这里闲了说说就算了。

爱兰第二年过年回来的时候，带着她的女婿一家家地拜年。女婿怀里抱着个胖小孩，一声不响地跟着她。爱兰比过去胖多了，皮肤也白了，人人都说她有福气，嫁得“值钱”，虽然路途远了点。而她身上的傻气仿佛也消失了，说话待人变得老成持重。孩子们见了她和她的女婿，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跟她打打闹闹的。她见到我们，再看看她的女婿，他就连忙从口袋里掏出“红包”，一人一个地塞在我们手里，我们的家人见了，也忙着往她孩子的怀里塞“红包”，边塞边说“长命百岁，步步高升”之类的话。

再过一年，爱兰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女婿提着酒壶红蛋来报喜。孩子“满月”的时候，树桂公就跟族里的一些亲人一起到罗家村去喝喜酒。他们回来的时候，街道上的女孩子们就跟着他们问这问那，她们想知道爱兰的婆家怎样，她的“新房”置办得体面不体面。

几年后的一个冬天，爱兰一个人回来了，穿得破破烂烂的，人变得比过去还迟钝。过了几天，她的女婿来找她。人们才知道，爱兰的老毛病又犯了，而且变得更严重，深更半夜把孩子放到她婆婆的坟地里。女婿对树桂公说：村里的人把他们找回来，第二天夜里，她又带着小孩到山里去，挖了一个坑，要活埋了他，就这样，我也没有肯打她，其他人吓唬了她几句，她就跑了，我想她回家里来了。树桂公听了也无法，留女婿住了两天，女婿说怕家里的孩子没人照管，就先回去了。后来，街上的一些妇女撺掇树桂公说，可能是他们家里不“干净”，或者婆婆的坟没有做好。树桂公将信将疑，但还是请了“神婆”和地理先生到罗家村去，回来时，他说：还真给那个“神婆”说对了，他们家大厅的正梁上当场就找出了几个铜钱，这都是盖房的时候没有敷衍好“上梁”师傅，让他给捉弄了。“神婆”做了法事之后，爱兰的女婿来接她回去，但过了半年，她又一个人回来，还像过去一样。她的女婿再来时挑着一担谷子，对丈人说：爹，她在那里，我怕她把孩子都给弄没了，你这里先帮我养几年吧，等孩子都大了，再接她回去养老。树桂公于是就收下了女儿，又重新跟她过起了日子。

爱兰一住就是两年，她的女婿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来看丈人，挑着山里的野货和竹笋。有时也带了大儿子来，孩子一年比一年高，但爱兰仿佛并不知道他是她的儿子。

我常常可以看到爱兰提着竹蓝子到河边的石板上洗衣服，她总是到水流最急的地方去，她已经认不出我们了，也叫不出我们的名字。听树桂公说，她洗的衣服不干净，回头还要拿给他媳妇再洗一遍，媳妇的怨气因此变得更大，树桂公不在的时候，她常常当街对别人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那里有家有儿的，你一个老货能养得了她？还不是要我们这些没时运的来负担？我们前世欠了她的了，今生今世要这样给她当牛当马。树桂公知道了也只能叹气。有一次，他流着泪对外婆说：造孽啊，我都快入土的人了，她这样来吃我，不能怪媳妇埋怨啊，有时看她蹲在河边，我真想一把把她推下去淹死算了。外婆就劝他：叔家，可不敢啊，说归说，做归做，儿子也好，女儿也好，都是自己身上的肉，她都这样了，还能吃你几年？树桂公通红的脸庞就挂满了泪水，他说：咳，我也是这么说说而已，消消气，那里就真的去推她？我养了这么多孩子，现在也就她还靠得住，我就怕哪天我不在了，她就会苦啊。树桂公这么说后不久，爱兰的尸体就真的被人从河流下游捞了起来。树桂公听说了，坐在厅堂里，捶着自己的胸，叹一句喊一句：…咳，短命婆啊，我的讨债婆啊，咳，你就这么狠心啊…。

爱兰突然的死，在桥西街上被说得沸沸扬扬，人们当然都不会说是树桂公，绝大多数的猜测都是说他的媳妇给害死的，但因为这又是他们自己的家事，所以外人也不好多嘴。后来，给她收尸的人又传出来说，爱兰已经有身孕了。这一下，人们不免怀疑来怀疑去，最后，所有的人都说爱兰的肚子是光棍忠仪给弄大的，因为他没有老婆，而且还常常会给她吃的。外婆听了就去骂他们，说：这没头没尾的事，不好乱说，忠仪老老实实的一个人，我还不知道他？你送他一个女人，他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他们听了，也就不敢再说，况且树桂公后来自己也表示：人都死了，还怪这个怪那个作什么？尽它去。因此，这个传说不久以后就没有人再提起。

光棍忠仪不是农民，他在县里的一家国营煤矿里当采购员，虽然他的其他兄弟姐妹都是生产队的。他爱喝酒，如果在晚上碰到他，他总是摇摇晃晃，满身酒气。妈妈还在的时候，过年过节都要叫他来一起吃饭，他每次来都要喝醉了才肯走，有时，我和舅舅就扶着他在桥西街上一高一低地把他送回去。养父见到他总是板着个脸，但他从来都不在乎，反正妈妈和外婆对他是很热情的，他一坐下来，就跟她们讲那些几十年前的老事，而我也爱听，睁着一双疲倦的眼，再晚了，也要听下去。每次他走后，妈妈总是骂养父：过年过节的，人家一个人，他来也是提这个带那个的，又没有白吃了你，你做那些死人脸给谁看？而养父的回答总是：人家那么多兄弟姐妹都不管他，你管得了那么多？

在桥西街，大人们都就叫他老乌龟，但他们不允许我们也这么叫，妈妈让我叫他忠仪叔。如果家里蒸了米酒，她总是对我说：去看看你忠仪叔回来了没有，叫他来“吃”酒。我听了，就一颠一颠地跑去叫他，因为我知道，他的旧公文包里总是有留给孩子们吃的水果糖。

听老人们说，忠仪叔在年轻的时候也娶过媳妇。那还是解放前，结婚不到“满月”，国民党的部队来了，在村里抓壮丁，忠仪叔和一些年轻人都跑去山里躲了一个多月，他回来的时候，家里哭成了一遍，原来抓壮丁的那个连长，见他的新媳妇长得好，就生拉硬拽地把她强暴了，她想不开，跳了院子里的井，家里人拉都拉不住，也没法救她，井口太小了。忠仪叔回家的第二天就失踪了，过一阵子，部队里派人来抓他，那时，家人才知道，他混到部队里去了，在头两天的夜里，找了个机会把那个连长给杀了，但他并没有回家，家里交不出人来，就翻出祖上留下来的金酒杯，送给那些当兵的，求他们放了一条生路。

解放后不久，忠仪叔才又出现。原来他参加了解放军，战争已经结束，他也可以退伍了，打听到他的兄弟姐妹都已从老家搬到了桥西街，他于是就要求转业到了那个小城。听说他原来是可以做官的，由于他爱喝酒，有一次喝醉了，对上级说错了话，就被免了职位，下到基层工作，不过，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居民户口，算城里人。

他众多的兄弟姐妹也曾为他的婚事操过心。有一年，他的长兄托媒婆给他找了一个农村女孩，那个女孩端端正正地坐在厅堂里，身材饱满，一脸的富贵相，他的姐姐嫂子们都挺满意的，叫得满街的人都去看。忠仪叔下班的时候，嫂子来哄他回去，他一回到兄长的家里，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二话不说，推门就走，回头还骂那个媒婆：你们这些“三姑六婆”，以后不要跟我搞七搞八的。弄得媒婆脸上无光，嫂子只好不停地给她赔礼，说：这不懂事的人，搞得我们不好做人，他不是冲你的，你不要往心里去，他连我们都骂了。后来，他的姐姐嫂子们就不管他的事了，她们常对人说：他是吃官饭的人，见过世面，我们管得好吗就好，管不好呢还不知怎么样，这种事，他自己会主张。于是，忠仪叔就一直打着光棍，一直到死。

在桥西街上，克宽叔也像忠仪叔一样，一个人过日子，但从来没有人叫他光棍，或者是“老乌龟”，因为他的老婆还活着。有一年，她还带着儿子回来看他。克宽叔跟养父是同族的，也是同一辈份，他的父母也是土改的时候被枪毙的，但他的父亲不是地主，也不是恶霸，他是书香门第出生，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家庭的学问，听说他家里还藏着乾隆皇帝给他祖上题的字，但都不敢公开说，他自己常常也说：我祖父的坟没做好，过去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家？到了我这一辈就不行了，60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家里没饭吃，我母亲把女儿都拿去换米吃，我一个水灵灵的妹子，才16岁，就换了两袋大米。

克宽叔有肺病，常常捂着胸，弯着腰，一咳就是好长时间，但他有学问，会写毛笔字，会拉二胡，上衣的表袋里也总是别着一支钢笔。当时，桥西街上的婚丧嫁娶都叫他去帮忙记账写对联。他后来也学着做司仪，我印象最深的他，就是戴着顶高礼帽，站得挺挺的，拉长了声音，对那些跪在地上的孝子贤孙们喊：跪…兴…。那种时候，他倒不会咳了。司仪这种行业，在我们那里，用外婆的话来说就是：断子绝孙的人才能去做的。早先，克宽叔并没有做这一行，他那时有老婆，也有儿子，但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老婆只好带着儿子改嫁，后来人们提到她，都说她“招夫养子”去了。有一年她回来看克宽叔的时候，外婆劝她再回来，外婆说：回来离娘家也近点，克宽人也老实和气，嫁那么远去，要是婆家人欺负你了，这里连个音信都收不到。他的老婆就流着泪说：婶娘啊，我怎么不想回来啊？你看他，他那里像是个正经做人的人？连间房子都没有，孩子都要给他饿死了，我走的那年春节，大年夜的，家里连煮菜的油都没有，我拿酱油给孩子拌饭吃，他还嫌我放多了，你说这日子怎么过？我可是铁了心啦，他要是现在就死了倒好，我也不用这样挂心了，再说，那里也有孩子，也一样放不下。那天晚上，老婆走了之后，克宽叔却来了，坐在凳子上，抽着纸烟，一声不响。外婆从屋里摸出来，伸长了脖子看着他，说：啊？老婆儿子老远地跑来看你，你不回家？你坐这里做什么？他嘟嚷着说：我不回去，她都是人家的老婆了，我今晚就在这里跟孩子挤一挤。外婆用手指点着他的额头说：你这个木头鬼，她要是对你没情意，她还能回来看你？你听婶娘的，赶紧回去，不要再伤人家的心。他听了也不说话，低下头，抽完了烟，才站起身，对外婆说：那我就回去了？外婆赶着他说：好好好，快点回去啊，傻孩子，都这样年纪了，还尽说傻话。

克宽叔死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的房东女人来通知他的族亲。她吵吵嚷嚷地在街上说着：我看他一天都没有声音，也没见他出门，吃晚饭的时候，就叫儿子趴上窗子去看，没想到他已经“没”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没”的，裤子只穿了一半，鞋子倒是整整齐齐地放在床头，大概他自己也感觉到了。外婆听了，就颠着小脚，一步一颤地哭着去看他。后来，族里的人都来了，大家凑钱给他买了一幅棺材，把他给埋葬了，也没有通知他的老婆。过后，外婆托人买了三尺红布，她亲自去给房东家“挂红”，还请了一个“神婆”去驱邪。房东的女人很高兴，给外婆送了鸡蛋和面，她笑嘻嘻地说：你们一家也真懂事，要不我这房子还没有娶亲，心里总是“疑疑思思”的，这下就好了。外婆拉着她，又说起克宽叔的过去，说着说着，两人又都哭了。到了做饭的时间，那个女人才回去。

像克宽叔这样家庭成分不好的人，在桥西街上还有许多，他们也都是从养父母家乡搬过来的。祥发和他现在的老婆凤金就是这样的人。祥发过去的老婆是开窑子的，而凤金过去的男人是乡里的“地主恶霸”。解放初的时候，他们都被政府镇压了。后来，他们搬到桥西街租了间房子一起过日子，两个人都在郊区的砖瓦厂做零时工。他们不仅家庭成分不好，而且因为没有子女，“命”也不好，遇到女孩出嫁或者新娘进门的时候，他们都要避开，不能撞上去，但之后的酒席他们一样也能参加。

那几年，每逢上面有什么运动，生产队里也要跟着响应，在晒谷场上开个大会，那时候，队长就会通知他们去。由于几十年来的习惯，农民开会通常都只会斗地主，不管上面运动的主题怎么变。真正的地主其实在解放初“土改”的时候早都杀光了，剩下的地主家属，像外婆这一辈的，又都年纪大了，队长也不好意思叫那些父母辈的人去挨斗，于是就想到他们，但其实也没有什么，都是一条街上的人，也仅仅是叫他们坐在人群中间，社员们在四周跟着队长喊几句与他们无关的口号，队长起先还给他们发条子，后来这种事多了，队长也就懒得写，直接跑到他们家门口，有时开玩笑地喊：祥发，凤金，来啊，今晚生产队里又“评伙”了，两个都去啊。祥发就没好气地回答：老子肚子里还有油水，不去。队长连声说：去去去，我等下找两个小后生给你捶背，你老人家到那里坐一坐就行了，又不叫你动嘴动舌的。凤金听到了，就从屋里跑出来，对队长说：你信他的！他就只会在家里嘴硬，到时候他还不照样去？你不进家里来坐坐？喝碗茶再去？祥发听了就来气了，然而还压着，他对队长说：斗地主，我去干什么？我又不是地主，她可以去，她以前的男人是地主，她才是真正的地主婆。凤金听了就回骂：我又哪里骚你惹你了？王八，你个老王八，千年万年的老王八……。这时候，队长要是不上去劝，把祥发拖走，他们就一定会打得不可开交。

平时，祥发和凤金也常常因为柴米油盐的事而打架，打得左邻右舍的人都来劝，祥发是爱面子的人，越有人来劝，他下手就越狠，边打边骂：老子是虎落平阳遭犬欺，过去老子用的是金杯银杯，你那死鬼男人算什么？他有什么？不就有几亩埋死人的地吗？凤金则嚎啕大哭，拉着来劝架的女人说：这样狠心的王八啊，吃女人靠女人的王八啊，他打死我有什么好处？他以为他是金龟银龟？打死我还有人会跟他？通常情况下，祥发咆哮了一阵之后，气也就消了，妇女们就开始围着他说：有这么体贴的老婆心里还不知足？你那眼睛给屎糊住了？叫凤金到我那里去住几天，让你也吃点苦头，自己一个人好好地品品，我看你一天没有她都不行。祥发听了也不说话，低着头颓丧地坐着，任那些女人们去说，等她们说够了，他就抬起头来，露出点不好意思的笑容，对她们摆摆手说：好了，我今天看你们的面饶了这地主婆一命，你们都回去吧，要不进家里去坐坐？喝碗茶再去？大家都说，不了不了，你们不闹了也就好，我们也该走了，家里那些“讨债鬼”还张嘴等饭吃呢。没有马上走的人后来回来说，凤金等他风头过了，就会来拉他回去，在屋子里脱了衣服，跪在他面前，说：王八，消消气，我的王八，那样下狠心打，打死你的老婆你能捞到什么？你不看我这地主婆的面，你也看看我这一对奶子的面吧。祥发听了就破啼为笑，也不理她，站起身跑到门外去，大声对屋里喊，老子X都不X你，你个断子绝孙的老婊子。然后，就到别人家里去喝酒，喝酒的时候，一个劲地看门外，人家就说了：等你那个地主婆来接你啊？她不来了，跟“野佬”养小地主去啦。祥发听了，喝口酒，在地上啐一下，说：她要去，让她去，她要能养？老子早把她当观音菩萨供起来了。没过多久，凤金还真会来接他，她还没进门就大声地说：世上也有我这样的老婆？在家里给他打，给他骂，完了还担心他喝醉，要来接他，就我这样的老婆他还嫌不好。大家听了都笑，去推祥发，祥发也不起身，也不看她，一本正经地对着厨房喊：XX，给你凤金嫂也拿个碗来，让她也吃点酒。等他们都吃饱喝足了，两个人才起身，相互搀扶着，摇摇晃晃地在桥西街上走着。

凤金过世以后，祥发虽然在人前人后死不承认他思念老婆，他的豪爽气却仿佛在顷刻间消失了，走路总是弯腰缩背，说话也不像过去那样大嚷大叫的。他每天都还喝酒，到人家家里喝，或者就在自己家里喝。他骨子里所带着的那股爱面子脾气还在，见了人也还像过去那样连声招呼：来来来，来家里吃酒。

那个“牛栏女”的名字我已经忘了。那时候，大家都叫她“牛栏女”，因为她是生产队里负责放牛的女孩。她时常在山坡上突然出现，手持一根细长的竹子，骑在牛背上，而牛群总是排着队，响着铃铛，跟着她从山坡上缓缓走过。

有一天夜里，“牛栏女”独自一人跑到生产队的牛栏里，喝了一瓶农药。第二天抬出来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硬了。和她一同死去的还有一头中了毒的老黄牛。

她的父亲在街上捶胸顿足，要去找那个“野种”拼命。母亲哭完之后，拿了根绳子去上吊，被别人救了下来。

“牛栏女”在山中放牛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外地来的矿工。后来，矿工回家去了，再也没有回来。“牛栏女”的肚子也渐渐地大起来，她觉得没脸见人，就到那些与她朝夕相处的牛群中，结束了她的生命和耻辱。

那些年，深山中的矿山每年都要招来一些外地的年轻人，他们往往都是从大城市里到那里“锻炼”的，干完一年后，多半又都回去，到了第二年，又会来一批新的，如此反复不已。“牛栏女”死后，桥西街上的父母就再也不让女孩子们跟那些矿工打情骂俏了。

队长的大媳妇是个疯子，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疯的。她有三男两女，她总是不分白天黑夜地在桥西街上徘徊，有时叫喊，有时自己一个人在说话。黄昏的时候，她总是对着远处一遍又一遍地喊：回去吧，大嫂，命就是这样的。大嫂，天都暗下来了，回去吧…。她喊着喊着，就会独自伤心，独自抹起眼泪。一旦遇到大风大雨的时候，她的喊叫声就变得凄厉而恐怖，叫得整条街都听得到，仿佛比霹雳都更能刺痛人们的心。当时，在桥西街上，所有的孩子都怕她，包括她自己的孩子，见了她就跑。不过，她从来没有伤害过我们，她常常静静地在远处望着我们，然后便低头思索一阵。有时，她好点的时候，也一个人到深山里割茅草，挑到大队的砖瓦厂卖。在山里，她总是从这山对着那山喊。那时候，我们反倒不怕她了，她的喊叫声消除了孩子们对大山始终不灭的恐惧。后来有一阵子，她消失了。当她又出现在桥西街上时，已经跛了一条腿。这以后，她就没有再到山上去。再后来，她到桥对面的时候，因偷吃人家的东西常常被人打，队长觉得丢脸，就用根绳子把她拴在了家门口。在我离开桥西街之前，她刚刚过世，给她办丧事的时候，孩子们都披麻带孝，一样是白花花的一条街，妇人们一样呼天抢地地述说她悲哀的一生。

我离开桥西街的那年已经17岁了，那时候，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舅舅已经去世，外婆也出走了半年多。走前，我将房门都锁上，把钥匙交给了队长，等将来，再由他转交给我的养父。

过去，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真正离开桥西街，到其他的许多地方生活。在我还小的时候，妈妈曾经对我说过，她以后要带我离开那里，她当时没有告诉我她要带我到什么地方去，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外婆过世之后还是等我长大之后？她没有说，她那天只是站在石拱桥上，指着天空下连绵的群山，对我说：以后，我要带“弟弟”到那些山以外的地方去，我们一起住在那里，再也不回来。

后来，我才意识到她所说的就是那个司机的故乡。

那天，当我望着四面的群山，又想起了妈妈曾经对我说过的话，恍惚间，我感觉这行程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我只是到了那一天才真正动身启程，而在我即将跨出第一步的时候，才突然发觉身边少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多年以来在我生活中缺失的妈妈，妈妈的缺失使我这一生都是个孤独的孩子。那一天，在行程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散失了勇气。我流泪了，不是为了那即将来临的背井离乡的生活，不是，我那时还没有经历过以后在他乡所度过的艰难岁月，还不知道为这种事流泪，那眼泪仅仅是为死去多年的妈妈而流的，是要离家的儿子哭死去的妈妈的眼泪。

那是我最后一次从那条一直被人们称为桥西的街道上走过。在夜晚的光亮里，桥西街熟悉的景物缓缓地流动在我的身边，月亮跟随我的脚步带出了我往昔岁月的一幅幅画面，那些如童心般纯真的时光又一次展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一个人从高低不平的青石板路上走过。在夏天的夜晚，人们都还在街上说着话，有些人手拿着棕叶扇坐在家门前的石凳上，有些人则将草席拿了出来，铺在地上，那种时候，那些从外地开来的卡车已经不会再经过了，人们将在街上一直呆到晨曦微露，一直到早晨的湿露将夏天的睡眠冻醒，到了那时候，人们才卷起草席，回到屋里去。在太阳出来之前，那条街将会有一段短暂时光的寂寞。

从桥西街的尽头，我走上了那座石拱桥。那是一座很古老很破旧的石拱桥，石板的缝隙间长满了青苔和杂草，白天，当矿山的卡车缓缓开过的时候，古老的建筑物就会发出沉闷厚重的声音，仿佛在向人们诉说它生命中最后的一些故事。这个小城，在群山围绕之中，那时候，有一些矿产已经被发掘了，因此道路也开出来了，卡车也开进来了，那些卡车整日地从深山里运出各种矿石，从石拱桥驶进县城，从县城再送往遥远的地方，小城宁静古朴的生活也因此渐渐被打破，被改变。而那座石拱桥，人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遗弃它，在那里，仿佛它就是与生俱来的生命，它从人们一出生就已经矗立在那平坦宽阔的河面之上，就像人们身体里的血脉，就像那桥底下默默奔流的大河，多少年来，人们的生活就从那里流过，通过它走向更广阔的田地，走向那依然残存于心中的美好世界。

我双肘靠在桥栏上，望着夜空下被群山环绕着的古老城镇。我曾经生活过的桥西街在暮色里显得端庄沉静，它过去了的时光仿佛再也找不到痕迹了，就像脚下静静奔腾的大河，那些落日的余辉也已经在它的流动中消失。

夜已经深了，风从河流的方向吹来，天气渐渐地凉下去，那些空气里说不清的整日在四周“嗡嗡”地响着的声音也已经消失，夜在往下沉，人们似乎已经觉察到了，然而没有人就此离去，那些乘凉的人还倚在桥栏边，若有所思地望着远处河面上亮着灯的船只，听着船上发出的单调的声响。那些巨大的船只只有到了夜晚才出来，在河流中心通宵达旦地捞沙，白天的时候它们将被拖到下游的河岸边，停靠在那里。

白天，这条河将是热闹的，来往的船只川流不息，有满载着黑色矿石的敞蓬船，有前端呆呆地立着鸬鹚的捕鱼的竹排，有从上游漂流下来的扎成一排一排的“漂木”，还有光着身子在水里戏耍的孩子，在岸边洗衣服的妇女，到河边担水的人，还有从田野里走来饮水的牛群。

这条河使这个小城生机勃勃，仿佛没有了这条河，这便是一座死亡之城，一座只有古老的木头瓦房的死亡之城。

我就要离开我生活了15年的故乡了，火车将于午夜的时候到达，在县城的小站停留几分钟，然后带着我离开，开往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那是一个寂寞的小站。小的时候，舅舅曾经带我到那里去看火车。在大山前，有一栋灰色的水泥房屋，空空的候车室里零星地坐着几个人。房屋前的广场上，有一排高高的树，那些卖甘蔗的人就歪着头靠在树边打盹，还有一些背着黄色木箱叫卖冰棍的小孩，从太阳底下慢慢地走过。记得回家的时候，舅舅还给我买了一根冰棍，我拿在手里一路吸着，后来，水流到了手心，舅舅就举着我的手，就着我的手吸了几口。现在想起来，那都是很遥远的事了。

舅舅是在一年前的春末去世的。那时候，雨季已经结束，一年一度的洪水也已经退去，太阳又出来了，大地上闪烁着泥泞的光芒。

舅舅是傍晚出门的，他跟外婆说他到附近的工厂里去拿点材料，赶早把那个被洪水浸泡过的鸡栏修一修。外婆从厨房里追了出来，对他说：饭都好了，还去？这没早没晚的孩子，你叫我做好了饭放在这里凉？舅舅挑着簸箕，在院子里嚷到：现在天还亮不去？什么时候去？这饭回来就吃不得了？

舅舅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外婆迈着小脚去找队长，队长到工厂里去了很久才回来，他对站在街上等待的人们说：人关在保卫科里，他们不肯放，说是盗窃，他们要严惩。外婆听了就拍着大腿哭了起来：这怎么好哦？这怎么好哦？她央求队长：你去找找人啊，看看谁能帮帮忙啊，去啊，好孩子，你们家老三不是在厂里认了个干爹吗？队长说：找了，要不怎么到现在才回来？他刚刚今天上午“下乡”去了，要过几天才能回来呢。

第二天上午，队长纠集了一些壮年人到厂里去要人。那时候，舅舅已经被绑在厂门口示众，头发也剪得凹一块凸一块的，脸上结着一些血疤，胸前还挂了一块硬纸牌，四周围着许多上学的小孩。

队长在传达室里跟保卫科的人争吵。他们说，工厂是军区直属机构，生产队管不着他们的事。队长说：我们是近邻，你们厂还占用着我们的田地，用我们的水，我们从来都没有计较过。况且他是我们生产队里的人，他出了事，你们应该交给大队部，不能私自打人。他们说：笑话，是他到厂里作案，不打他打谁呀？后来，队长威胁他们，如果不放人，他当天就把后山上的水源切断，因为那山是属于生产队的。他们听了，有一个人就从腰上解了一把枪，拍在桌子上，说：开什么玩笑？谁敢，这里有粗绳子伺候。队长就拍着胸脯说：你敢把我的鸟绑去？你试试看，你敢动我一根毫毛？

外婆拨开人群，颤危危地摸到门口，给他们跪了下来，求他们放人。保卫科的人皱着眉对队长说：这里不吃这一套，先把这老太婆弄走了再来说话。

几年前，当警察开着边斗车来带养父的时候，外婆也是这样，在家门口给他们跪了下去，她对他们说：求求你们，就看看这孩子的面吧，孩子还小，孩子可怜……。有个警察就对外婆说：阿婆，求也没有用，这个事我们做不了主，我们是奉命行事，这年头，那说错话的都要关起来，更何况现在还出了人命呢？不过，您放心，他不是很严重，关不了多久，还能出来给您养老送终，那个“奸夫”呢，可能就保不住命了。

厂保卫科的人后来吃不消大队农民的围攻，就答应把舅舅送到地方派出所。队长叫大家先回去，他安慰说：人只要不在他们手里就好办，我们可以去派出所找找熟人。

就在第二天队长四处跑动找人帮忙的时候，舅舅从派出所里跑了出来，警察发现了，在后面追赶，舅舅就在他们的眼前从石拱桥上跳进了那条大河。

队长在装殓他的时候悔恨交集，他对着那张没有怨恨的脸说：这冤孽，跑什么呢？家里正在找人把你弄出来，你就忍两天，你跑什么呢？谁进去不挨几下打？！

一些妇女站在一旁，哭着他，喊着他，她们说：孩子啊，要听话，手要软，脚也要软，叔叔伯伯好给你穿衣服，穿上干净的衣服好上路啊。

外婆从屋里摸着出来，再来看一眼舅舅，她看到他满身的伤痕，捶胸顿足，在地上爬着，喊着：天老爷啊，地老爷……。

那天夜里，天突然下起了暴雨。灯灭了。暴风雨摇曳着古老的木头房屋，门窗啪啪地拍打着，房檐上的瓦片被风吹起，落在青石板上，发出碎裂的声响。街道里的狗从黑暗的深处此起彼伏地狂叫，叫声交叠着一声高过一声，连强劲的暴风雨也没有将它淹没。

我打着伞，站在舅舅身旁。妇女们让我一声声地喊：舅舅，不要怕，这是天上的雷公雷母在打战。

过去，舅舅就像我的保护神。在山间，在田里，在小城漆黑的夜晚，在路上，在那些人们传说着的对于年少的我始终是充满恐惧的故事里。从小到大，妈妈死后，我仿佛只是在他的庇护中生活着。是他，使我成长路上所度过的那些悲凉岁月像夜晚的天空闪烁着点点的星光，那些星光，虽然渺茫，但毕竟是能在黑夜中看到它…。现在，在他的尸体边，我守护着他，他是我的舅舅，我的当农民的没有文化的舅舅。我的这个舅舅，他过去一直很内向，没有太多的话，没有太多的朋友和人缘。然而，对我来说，他勤劳而又勇敢，一生都充满了猎人般的冒险精神。

在我写这件事的时候，我脑海里所出现的是那片袒露在烈日下的白色沙滩，那些堆在沙滩沿岸的碎木块和杂草，那些被抛弃的动物尸体，还有收割后显得空况荒芜的田野；还有暴风雨中奔走呼喊的她，那个桥西街上的疯子，队长的大媳妇，她绝望的表情，她呼天抢地的身影，恰恰吻合了我当时和现在的心情。

我过去了的成长经历，我的养父母一家，还有因为他们而发生的那些我为之悲伤为之欢乐的事情，什么是别人知道的，什么是别人不知道的，我并不清楚，关于那些事，在那个小城，在桥西街，一些经历过我家庭事情的人，他们知道，也许他们至今还在谈论着，在那个生活节奏缓慢而又封闭的县城，在一家人围坐着的饭桌上，或者是在夫妻就寝前的短暂闲聊中提起来，他们也许会哀叹，言词话语里同情可怜这一家人，他们还会想到那个孩子，在灯光下思念起那个沉默寡言的孩子，他现在在哪呢？现在怎么样了呢？怎么就再也没有回来呢？说过之后，流泪之后，一切照旧，像往常一样，继续过着这每一天清晨来临的生活，就像那条流经多年的大河一样漠然前行，而对于那个孩子，对于发生在他身上的种种事情和隐藏在事情后面的种种可能性，他后来的生活，是不知道的，事情往往是以这种方式失去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人们生活在这个世上，经历自身的痛苦，也经历他人的痛苦，因痛苦而流泪哭泣，用哭泣的泪水洗刷生命的悲哀，同时也在泪水中遗忘，我过去的经历就是淹没在一片泪水之中，使人看不见它原本的实质，从而也逐渐在被人淡忘中。

17岁那年离开了家，那以后，家便成为一种记忆，生命中的一种记忆，它只存在于回忆的时空里，在我过去所度过的生活中，除开我成长的那个小城那条街外，我有的只是那些我曾经到过的地方，我曾经居住过的处所，那些路途，和路途上一晃而过的景象。我身体里有的也只是一些肉体的经历，一些无法告人的欲望和这些欲望所带来的绝望，那些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时时控制着我又已经从我身上被活生生夺去了的爱。

十多年来，我总是四处飘荡，即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也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我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如同失去家园的候鸟，在那迁徙的过程中，我的情感便是我的季节。有许多时光，我是在火车上度过的，或者是在那种来往于村镇与村镇之间，县城与县城之间简陋的大客车上度过的。在城市里，在我所定居过的那些城市里，我看不到我的生活，在那里没有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在旅途中，在我所走过的各个城市，各个县城，或者是城市与县城之间的荒僻的郊野，乡镇，以及乡镇四周的广阔天地。

很多时候，在有些地方，常常，我是那里唯一的外乡人。

现在，我知道，我是在走一条通往故乡而又永远到达不了的路。

我的情感也始终没有停留，它无法停留，我的感情从来就没有归宿，我总是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个故事到另一个故事，也许，这便是我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悲哀。曾经，我也想借着波澜壮阔的生活场景把那些令人心碎的过去，把过去的爱一点点揉进身边的人，物，城市，街道，使它消淡，使它不成形，从而重新建立起我崭新的王国，现在看来这些都不能够。

我不知道在我的生活中，在那些旅途中，在一些城市的黄昏，夜晚，在陌生的街头，在农村的镇上，在镇上赶圩的日子里，在漆黑破旧的农舍里，我都在寻找什么？逃避什么？我不知道。我这一生的悔恨很多，也很深。

有些事情我是无法解释清楚的，比如说我的爱，比如说我的恨，比如说高潮之后的绝望，还有黄昏时一个人坐在屋子里想就此死去的那种欲望。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这个我说也不清楚。过去，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与写作相伴，这没有根源可寻，我的养父母都是没有文化的人，我们生活的那个小县城虽然是个古老的城镇，但却与这一切无关，它即没有历史的记载，也没有文化的流传，那里所有过的历史，文化，还有那些辉煌灿烂的年代，到了我这一辈已经了无痕迹，就像这走过无数岁月的苍白的天空。我所记得的也只是那一排排的木头瓦房，那些延续家庭的姓氏，那些人们一代接一代耕种着的水稻田，还有那条河流，那些连绵的群山，山上零星散布着的祖先的坟墓。

在我漂泊各地的那几年中，我也偶尔记过日记，但现在都已经找不到了，我是个生活无法打算的人，也没有积累，一切都随时间的消失而消失，一切都随事情的结束而结束，唯独有些形象，有些场景，有些爱，有些痛，或者笼统来讲，是恨，是没有消除的，那是我过去做不到的，写作，在这里也许是为了摆脱那种恨和恨所带来的极度孤独感，从而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找回这个时代已经失落了的爱。这真是可庆幸的事情啊，在没有爱的日子里，我写作，是的，在没有爱的日子里，我写作。所以，对我来说，写作的意义只是对于我这样一个个体存在着，我没有赋予它其他的内涵。

而此时此刻，往事将我带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地方。

外婆是在舅舅去世的半年后出走的。当时，生产队里的人敲着锣，四处呼喊。在田野里，在河岸边，在深山的小路上。然而都找不到她的踪迹。她消失了。在那片广阔的土地上，连绵的群山之间，没有留下她的任何痕迹。

她会去哪呢？这个小脚奶奶？她年岁已大，她应该走不太远的，那是冬天，山坡上下着连天的细雨……。

她已经死了。死了。最后，人们都这么说，找到了也没有用，早死了。她已经死了，死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实际上，在这之前她就已经死了，在我来看是这样的。舅舅死的时候她也就死了。有一段时期，人们还看到她在桥西街上来来回回地走着。她披散着头发，形容凄苦无告，光着脚，像个疯子。黄昏的时候，她徘徊在桥头，有时，拉着悠扬的长调，对着落日余辉下的河流唱歌，眼里没有泪水，歌声悲怆而凄凉，使渐渐下沉的天幕都带着忧伤，就连赶路回家的人听了也伤心落泪。在家的时候，她总是弯着腰，缩着背，好像已经无法承受自己的身体。有时候，她眼睛定定地看着我，她的头低得很低很低，极力地往前伸着，仿佛想透过生活的黑幕来看看她的外孙，看看这个即将无依无靠的孩子。舅舅死了，还背着黑锅，一切也已经死无对证。我知道，她想不通，她想再见他一面，把事情弄个明白，他是她的儿子，他怎么能没有任何交待就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她已经不能做其他的事了，除了在那条街上彷徨，哭泣，诉怨，踟蹰不前，招惹苍蝇，招人耻笑。

我的外婆，这个家里唯一剩下的亲人，这个疯婆子，脏老太婆，在我面对她的痛苦，她的疯狂而不知所措的时候，在我还没有开始对她厌烦的时候，她悄悄地走了，留下一屋子的空洞。

在那条长街上，我被孤独和思念紧紧地抓住。阳光落在门前的石阶上，守着屋子，守着空空的院落，连生计也成了问题。养父是再也不去指望了，他还在小城南部的劳改农场里，他的生活怎样我也不得而知，记得刚关进去的那年，外婆曾经叫舅舅给他送了一些冬天的衣服。舅舅回来时，外婆问他在那里苦不苦？会不会挨打？舅舅说：还好，也是一样在田里种地。后来，他刑满后自己要求继续留在农场，在我离开那个桥西街之前，他一直都没有回来。

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有一天，我从屋子里醒来，一个人默默地走出了家门，院子里有几只鸡伸着脖子从墙根下走过，墙上晃动着树叶摇曳的光影。我走出院子，走到了通往房后的泥土路上。小路已经被太阳晒得坚硬发白了，远处田野里的田埂在烈日下显得寂寞孤单，蝉声不知道从哪棵树上传来，拔高了一路叫下去，像一道永不消逝的耀眼强光，划过整片青天下的山脉，河流，田野和房屋。

我一个人来到了大树底下，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间漏下来，落得满地都是。地上有一群蚂蚁排着长队在默默地行进。我坐下来，仰头靠在树上，心里也没什么想头。我的家就安静地停在不远处，在烈日下显得有些百无聊赖。失去亲人的日子，一天接着一天过去了。这一天，也将这样安静地过去，像用过的旧日历一样，翻过去将昨天掩盖。死去的妈妈，舅舅和外婆，无论怎么呼喊哭号，他们离我也只是越来越远。而我这个人，我对于这个家的爱，对于死去亲人的痛，在人们都离去之后，在将来的每一天，在阳光下，也将显得百无聊赖。因为我知道，在我一个人孤独的世界里，悲痛只属于我，在黑暗中是这样，在阳光下也是这样。

有人说：人们曾经在离别的伤痛中看到生命，看到爱，看到童年时那段灿烂的阳光，它就在旧木头房屋的过道，在小路尽头，在那些时光里……。也许这就是生命的可珍贵之处吧。

太阳已经从天边沉落了下去。黄昏渐渐降临，时间在一点一点地过去，桥西街上的光线不断地变换着，天色暗了，房屋的形状变得模糊不清，像画布上的景物，在夜风中微微浮起。那个小城镇，那条街，夜幕已降临，白昼已归于沉静的夜晚。夜晚的天空，月亮出来了，天空底下，一切又变得清晰可辨，城镇的完美轮廓显现在古老，阴森，宁静的环境里。桥西街的尽头，远处昏黄的那盏街灯，街灯下的空旷寂寞，那些孩子，那些街灯下玩耍的孩子们都已经离去。而我也该离去了。

我生命的最初阶段是在那里度过的，它形成于那一方方南方的水稻田和高低排列着的土灰色瓦房之中，和着我成长的每一个印象，那里的一草一木，每一线阳光，每一滴雨露。还有夏日炽烈燃烧的天空，午后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暴风雨后的空灵清晰，以及家，家的每一个角落，家人的面容和话语，死亡和哭泣，在那里，陪伴过我的有我的妈妈，有外婆和舅舅，还有养父，还有居住在桥西街上的人们，他们是我生活中不多的一些人，不管过去怎样，在我离开的时候，在将来的日子里，我都会一样地思念他们。

那天，在我离家之前，我一个人将楼上楼下的每一个房间又走了一遍。那是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家。我的家，在我即将离开，在我最后一次回望它的时候，它仿佛在顷刻间变得陈旧苍老了。我在我的屋子里坐了很久，对它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那个二楼的屋子，是过去我和舅舅一起住过的地方，它只有一扇小小的木窗子，即使在白天，光线也很暗淡，糊在墙上的报纸已经发黄了，天花板上有一盏灯高高地垂挂下来，灯罩是过去舅舅用报纸做的，为的是能使昏暗的灯光聚集在我的书桌上。我一个人坐在木床上，面对着屋子里陈旧的物品，面对着小窗外的景色，感觉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恍惚间，我觉得我应该在那个地方流泪哭泣，因为在那里，在那个寂静无人的屋子里，我又一次看到了我内心的悲痛，因为在我最终要从这个家庭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一走，那个屋子也便从此成为我的过去，也因为只有当时，只有在此时此刻，在命运变幻的无常中，我才第一次看到，也第一次懂得，那个地方便是我生命的家园。

曾经，在那个屋子里，我对我的舅舅说过，总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个家。我说我要到我的亲生父母那里去。后来，我又对他说，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我心里也拿不定要去哪里。我的舅舅，我知道，他是伤心的，他没有回答我，他一个人走到阳台的黑暗处，在那里默默地站着，到了夜里他才摇醒我，对我说他想好了，如果我要走，就走，呆在这个家是没有前途的。除此之外，一贯沉默寡言的他也不会再说其他什么了。后来，他连这些话也不说，只有无声的痛哭，捧着我的手，握在他的嘴上，在黑夜里，那种声嘶力竭的痛也只能压抑着往肚里咽。

我也哭，跟他一起哭。因为也有同样的爱，也有同样的痛，只是少了那种折磨，少了那种因内心的折磨而产生的对于死亡的欲求，因为即使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经意识到，总有一天，我是要离开的，离开眼前的这种爱，除此之外也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我的世界始终都在遥远的地方向我展开，这一点，仿佛是与生俱来的。

我对他说，我有一种孤独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妈妈活着的时候就有，现在，眼前的这种爱也只能加深这种感觉，所以我要离开，我要到远方去，去哪里我也不知道。

他哭，他哭着吻我，他将我脸上一滴一滴的泪珠吻去，他也吻我的眼睛，吻那里不断涌出来的泪，吻那些不知道为什么而流的泪。

眼前的这个人，闭上眼睛，我看不到他，我身心所全副赋予的人啊，在这个世上，我还有什么呢？除了爱，除了对爱的爱，今生今世也许就只能这样了，只有爱，只有对爱的爱，抛弃所有的恨，把爱留给你，让它属于你，跟着你，只有对爱的爱。此时此刻，心里的痛，眼里的泪，只为你，这一生有多少泪是为你流的？是为这种爱流的？这痛，这心痛，这充满悔恨的心痛，爱为什么会是这样？有没有人跟我说过？

许多年以后，有一次，我独自在异乡的街头走着，夜很深了，街上的人都已散去，昏黄的路灯寂寞地照着十字路口的空地。我一个人在夜雾中走着，不知道那条街有多长，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舅舅。

走在那条不知深远的街上，我的人生还有多长？在没有舅舅的日子里我是否就像落在尘土里的一片树叶？时光已经流逝了无数的岁月，在那个远离故乡的地方，为什么我还要去想他？

洪水总是在每年初夏的时候来临。那时候是雨季的高峰期，上游水库的大坝每年在那时都要放一次水。水流从高高的缺口奔腾而下，沿途经过一些村庄，一些田野，夹带着木头，杂草，尘土和垃圾汹涌而来。水势过后，洪水在一两天内就变得平坦舒缓，仿佛因浑浊而无法流动，那个小城也便成了一片水乡泽国。水面上，生活还在延续着，人们划着门板，竹排，穿行于水中的房屋之间，打捞失物，或是探亲访友。

端午节一过，洪水也就渐渐退去，天气在几天内就热起来，风也停了，太阳烘烤着湿气未褪的大地，那种带着泥土腥味的暑气便弥漫了整个城镇。随后，夏天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

早晨，人们穿着蓝布衣服，光着脚，拿着锄头，镰刀，挑着簸箕，走在桥西街上，分布到四处的田野之中，弯着腰，在那一方方水稻田里劳作。午饭以后，人们都呆在那些木头瓦房里，屋外，白色的阳光蒸烤着那条狭长的街道，那种阳光往往持续一整天，一直到太阳落山之后，桥西街才又换上了血红色的夕阳，夕阳下，人们又从一方方家门走出来，在桥西街上走动，干活，大声地说话。

那一天，舅舅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离开家的。

舅舅是怎么死的?我至今都还在探询。他走了，回来的时候就是那具渗着血的身体，一具不能说话的身体。面对这一切，我不能相信舅舅已经死了，我不能相信死亡就这样活生生地摆在我的面前。一时间，我只有悔恨，我后悔于过去的所有时光，后悔于那些并不完美的与他共度的每一个日子。我知道，这以后，便将是永远的分离。

尸体是晚上抬回来的，从桥西街的黑暗深处。面对着这个身体，我想去抚摸他，想去亲吻他，想给他温暖和热量，给他我所有的温柔和爱，甚至是我的生命。即使他无言，即使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在卑贱中生，也在卑贱中死，在这个世界里，他曾经是我用爱情的爱去爱过的人。

舅舅的死没有解释，在当时没有，现在和将来也不会有。这种死无法解释。直到现在，我也还在想，当时哪怕任何事情有一点点改变，比如说时间，地点，或者是人，天气，他这个人就还在，这个身体就还在。

这个身体曾经是健康有力量的。过去，当我们去附近的厂矿或者是郊区部队的大院里看露天电影的时候，我走不动了，他总会把我举起来，放在肩上，驮着我走。等到我长大了，身体重了，他也就不这样了。然而，每次看电影坐在水泥台阶上，或者因人拥挤而爬到对面房顶上坐着看的时候，他总是让我坐在他的面前，坐在他两腿的围绕之中。

跟他一起走在路上的印象还有。那条电影散场后走出来的路是一条笔直的泥土路，两旁长着高大的桉树和苦楝子树，树荫很浓密，走在路上，闻得到桉树叶散发出来的干烈的味道。冬天的时候，那些树干都刷着一段白漆。我跟他走着，夜晚了，通常风很凉。舅舅话不多，对于看过的电影也从不做评论，看完就算了，下回再放相同的电影，他还去看，他对于生活之外的事总是没有想法，没有表示。有的时候，我把课本上的一些故事说给他听，他听完了，也只是说：哦？还有这种事情？

就在他死前的头一个夏天，我放暑假的时候，还跟他到山里的砖瓦厂守夜。从茅草房前的空地里一眼望出去，是一片青色的水稻，水田里的青蛙鼓动着肚子，一声一声地敲着夜的门槛，两个月前，那里还是一片季节的荒田，土里湿漉漉地长满了黄色的小花，人们叫它清明草，在清明节的时候，家家都用它来做清明果。

躺在舅舅的腿上，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夏夜的星空十分热闹，各种星座纵横交错，那些星座，只有北斗七星我是认得的，那是舅舅告诉我的，小时候他说过，那个形状像水瓢的就是北斗七星，他说夜晚在深山迷了路，看着它就能找到家。我上了初中后，就对他说：北斗七星其实并不能让人找到方向。他回答我说：那是你小时候哄你的，我从来不会迷路。

我躺在他的腿上，在夜晚微凉的风中微微闭上了眼，他抚摸着我，对我说：读书的人身体就弱，这么早就坐不住了，还说来陪我熬夜。后来，他在我腿上抚摸到了那块伤疤，他就问：你知道这疤是什么时候留下的吗？我说：知道，你都说了几百遍了。那一次，你把我放在牛背上，我摔了下来，腿上就划了这道伤，晚上回家的时候，妈妈还把你赶了出去，你两天不敢回家吃饭，是不是？舅舅听着，注视着我，脸上绽出了憨厚的微笑。

暴风雨总是没有征兆地来到。起初，乌云遮天，太阳消失。随后，乌云层层堆集，越来越重，风也跟着来到了，将房屋摇撼，将房屋周围的杂物卷走，霹雳紧跟着也响起来，在天空中劈开一道道雪亮的口子，尘烟从大地上升起，夹带着纸屑，树叶，野草，瓦片。

那个疯子在吼叫，她在那个晒谷场上纵情地吼叫，她奔向田野，她在田野里狂奔，迎着狂风，在风中旋转，吼叫声撕破了阴沉沉的大地，与天上的雷声相呼应着，高亢而恐怖，仿佛世界都将为之倾斜崩塌，随后，大雨倾盆而下，她还在狂奔，还在吼叫，她在她疯狂的岁月里找到了她狂欢的时刻。

这种可怕的暴风雨每年都有，它发生在五六月间洪水过后夏天来临之前。

天亮了，暴风雨已经停歇。桥西街的青石板上泛着湿漉漉的水光，空气中有草的气息，晨雾还未完全消散，早起的鸟雀成群地聚集在树枝上，像约齐了似地尖声鸣叫，树叶款款地低垂着，仿佛在追忆已逝的暴风雨，大地带着伤痕渐渐苏醒。

死亡的过程是短暂的，让死亡最终在活着的人的生命里消除却是漫长的。这是怎样的过程？是怎样的一种空间里的光线？又是怎样的季节里的气候特征？一个人死了，意味着什么？对于活着的人又意味着什么？那是否就是结束？他生前所走过的种种痕迹，他生后留下的种种缺陷，这过去过后的日子里，他是否都一样的存在？过去，我不明白，现在，我知道，我活着，舅舅也就活着。

棺木抬过来了，放在他身边，是用旧木板钉成的，他还没有成家，没有后代，不能用正常的棺木，也不能上漆，也不能挂幛。没有火盆，没有哭丧棒，也没有子孙披麻戴孝。

棺木的底子铺上石灰，再铺上稻草，然后铺上他的旧衣服，再把他的身体放上去，他静静地躺着，双目合闭，手里轻轻地握着金银纸。

生离死别的时刻到了。生离死别永远是那么令人悲痛，白发人送黑发人永远是那么令人肠断心催。这世界在这一时刻变得不可理喻。

外婆也出来了，她的头发已经拢好，由他人扶着，站在大门内，看着我们几个将要送行的人，看着长长的街。她是来为舅舅送行的，在那里，为了一家人的运道，长辈是不能送晚辈出街的，棺木出门的时候也不应该流泪哭喊。

盖板已经封上，用长长的铁钉钉牢，再捆上棕绳，穿上杠木，一切都准备就序。队长对站在家门口的那些妇人喊到：先扶她进去吧，天不早，该“上路”了。于是，鞭炮声响起，棺木被抬了起来，杠夫们在硝烟中走上了桥西街，街两旁，家家门口都站着人，点着香，烛，人们来送这个在桥西街长大的孩子最后一程。

长街上，响起了外婆用老家的调子唱起的挽歌。她站在大门内，两眼空空地望着前方，没有哭泣，没有悲不成声，也没有呼天抢地，她只是悠扬地唱着：我的儿啊我的肉，我的可怜的心肝啊我狠心的命，不要母亲的儿啊不要亲人的崽，生来没有婚床的儿啊死了没有棺木的命，……，我的心肝啊我的肉，天又长来路又远，我苦命的孩子不回头，一头一路的去，好好的走，天长路远看不清，跟着指路的明灯不回头…… 。

后记

十年后，那个小城搞城市建设，要拆桥西街的房屋。人们找到了养父，对于那个房产，养父一概不要，吩咐那些人来找我。后来，我回去了一趟。养父还在看守所里，然而已经不是犯人了，他为看守所承包着一些土建工程。我在一处工地里找到了他，他正带着犯人施工。见面的时候，养父还像过去那样沉默，坐在工地的简易房里，他吩咐犯人去泡茶，去买烟。有位犯人对他说：队长，这就是你儿子啊？在大城市里有出息啊！养父听了笑着点点头。对他们说：都干活去，不要围在这里。养父弯着腰，维维诺诺地给我敬烟，我看到了他干裂苍老的手，想去握住它，但最终又没有。养父坐下来之后，对我说：烟要少抽，对身体不好。我对他点点头。他拿起茶杯，低头喝了一口。

桥西街原来的面貌已经没有了，那些木头房屋都全部拆了。沿河建起了一条宽阔的水泥路，现在叫江滨路。那些当时住在那里的人也分散在各个新建的生活小区里。那几天，在城里的路上走的时候，我偶尔还能看到几张熟悉的面孔，但他们都已经认不出我了。

夜晚，我又走上了那座石拱桥，石拱桥经过钢筋水泥加固，变得更宽了。站在桥上，河风还有，群山依旧，大河在脚下浩荡前行。

那条曾经叫桥西的街消失了。在中国，各地的大规模建设起源于八十年代中期，这种全国性的改变使很多人再也找不到故乡了。人们生活在这个世上，却是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而故乡的模样只存在于被写出来的往事中。

完稿于2000/2/8，最后修改于2002/5/15。福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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